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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父傅孟真和素书楼_历史军事_好医学网,有相互

时间:2019-12-12 14:21来源:历史资讯
个人生活 在多位研究者看来,钱穆与胡适、傅斯年的真正决裂是抗战后北大拒绝向钱穆发聘书。根据钱伟长的回忆,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钱穆回国,北大许多教授也都纷纷从云南返回

个人生活

在多位研究者看来,钱穆与胡适、傅斯年的真正决裂是抗战后北大拒绝向钱穆发聘书。 根据钱伟长的回忆,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钱穆回国,北大许多教授也都纷纷从云南返回北平,“但胡适之、傅斯年却不向钱穆发聘书。胡适之因与钱穆学术意见不合,而傅斯年一副洋派,他瞧不起没有大学学历的钱穆。四叔则认为傅斯年飞扬跋扈。” 没了北大聘书的钱穆,只好辗转于昆明、无锡之间,先后受聘于昆明五华书院、江南大学等院校,1949年赴港办学…… 胡适年少成名,1917年仅26岁就登上北大讲坛,在回国后的短短几年内就取代梁启超成为思想界新一代的领袖人物。抗战时期,胡适任中国驻美大使,抗战胜利后派任为北京大学校长。傅斯年自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时期,就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前后长达20多年,迁台以后,又兼任台湾大学校长,两人皆为地位崇高的“学官”。钱穆当时的地位远不及两人,仅为一大学教授,抗战后由于傅主持的北大不给其发放聘书,只好转赴私立大学任教。 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研究员廖伯源认为,经一篇着名文章的一骂,“钱先生在台湾党政界要人之心中,地位大大提高”。1950年冬天,为了办香港新亚书院,钱穆到台北请求支援,“受到党政军要员之尊敬和招待,并受邀到蒋介石官邸午宴”。蒋介石办公室还从办公费项下每个月拨给新亚书院港币3000元,勉强可以维持新亚书院的运作。此项拨款持续到1954年5月,新亚书院得到美国耶鲁大学雅礼协会的资助,钱穆函谢蒋介石办公室停止。 胡、傅、钱三人,似乎学术观点、政治观点颇为一致,私人关系更应该也不错。 胡、傅二人的关系确实如此。根据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着名历史学家王汎森的研究,综观胡、傅从1917年至1950年的34年情谊,其中有相互保护与扶持,也有不假颜色的谏诤,傅对胡“一贯地以义相争在前,不弃不离的相持在后,是一种值得称道的交谊”。 但是,后世学者越来越多的研究却显示,抗战之后,钱穆与胡、傅二人的关系已经接近破裂边缘,学术上的论争时有发生,更谈不上朋友关系了。 1949年之后,在他们三人身上能找到的不多共同点是:一、三人在国共内战后都离开了大陆;二、孤悬海外时,三人都以自己的力行为传播中国文化精神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初次见面问倒了胡 胡适生于1891年,年长钱穆4岁,但其成名时间却要远远早于钱穆。 1917年9月,时年26岁的胡适已经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归国,成为北大最年轻的正教授,并在新文化运动中暴得大名,而此时的钱穆只是江苏无锡乡下的一名小学教师。 早年时,蛰居乡间的钱穆也十分关注胡适领导的白话文运动,并在教学过程中加以试验。台湾联经版《钱宾四先生全集》第53册中收入的钱穆编着的《白话历史教科书》就是当年他在小学任教时用白话文编写的历史课本。 在1925年的一篇文章中,钱穆更将胡适与梁启超并提,“为并世大师,其言当信”。1928年,钱穆完成了《国学概论》最后一章“最近期之学术思想”,钱对胡适的成名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也颇为肯定,在当年夏天的一次演讲中,钱更公开声称其研究《易经》的方法来自于胡适“层层剥笋法”,并宣称“这是一个比较可靠而可少错误的新方法”。 在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勇看来,世人对于钱与胡一生的关系多有误读。总体而论,钱与胡一生论学多有不合,尤其到了晚年更是殊异,但这并不意味着钱一开始就对胡适的思想采取全盘拒斥的态度,早年的钱穆对新文化运动并不否定。陈勇说,在早年钱穆眼中,胡适是思想界的新一代领袖人物,甚至可以用“高山仰止”这一词语来形容钱早年对胡的态度。 钱穆和胡适的初次谋面在1929年,当时钱是苏州中学国文首席教师,胡适则是中国公学校长,应苏中校长之请来苏中作演讲。 据钱穆《师友杂忆》记述,胡适演讲当天,钱穆早早地在前排就座,苏中校长汪典存陪胡适进会场的时候看到钱,就招呼钱到台上三人同坐。 初见钱穆的胡适当场拿出一封东吴大学陈天一写给他的信,信中叮嘱胡适来苏州不能忘记两件事情:第一件是购买长洲江堤弢叔《伏敔堂集》一书,这本书只有苏州有售;其二,“则莫忘一见苏州中学钱某”。“钱某”就是钱穆。 当时钱穆正在撰写《先秦诸子系年》,有两书讨论《史记·六国年表》者,但是在苏州“遍觅遍询不得”。第一次见到子学研究的名家胡适,在演讲当中,钱穆自然即出口询问,“适之无以对”。 演讲完毕后,汪典存宴请胡适,钱穆也作陪。不过,吃完中饭后,胡适就想着返回上海,汪典存挽留,胡适说没有刮胡刀,早上已经不舒服了,不可再留。汪、钱一行人陪胡适游了一下苏州拙政园之后就把胡适送到了火车站。 据钱穆在《师友杂忆》里面的推测,胡适不愿意留住一晚是因为他“以生僻之书询问,事近刁难”。换言之,钱穆认为是自己的提问让胡适有几分不快,所以当日演讲过后,未加逗留,下午便乘火车回上海了。 在钱穆的记忆里,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就闹得有点不大愉快,钱甚至有点责怪胡适没有能留一晚和他长谈一番。按照钱穆后来的描述,第一次见面胡适并没有给自己留下好的印象:适之“既不似中国往古之大师硕望,亦不似西方近代之学者专家。世俗之名既大,世俗之事亦扰困之无穷,不愿增其困扰者,则亦惟远避为是”。 陈勇认为,这段评论出于思想完全定型的老年钱穆之口,是以老年钱穆来回忆青年钱穆,与青年时代钱穆对胡适的看法颇有距离。“胡适研究学问,主要在他的方法,在思想启迪,而不在他的根底。胡适自己都说,他的根底还不如傅斯年,不如顾颉刚。”陈勇说,“所以,胡适回答不出来钱穆所提的两个比较偏僻的问题,完全是正常的。” 此后,钱、胡没有再在苏州见面,二人的再次见面已是钱穆赴燕京大学任教、胡适从上海返回北大之后了。根据陈勇的考证,在抗战前的8年时间里,钱、胡同处北平,二人时有通信往来,钱不仅以“领袖群伦”的学界领袖看待胡适,还多次到胡适家中拜访,所谓“惟远避为是”只能是出自后话了。 钱早年受惠于胡、傅 着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可以说是钱穆的“伯乐”。 钱、顾二人也相识于1929年,当时顾颉刚由中山大学转赴燕京大学任教,返回家乡苏州小住数日,经朋友介绍认识钱穆。顾颉刚读过钱的《先秦诸子系年》一书之后就力劝钱穆不要长时间在中学教国文,而应该去大学教历史。之后,顾颉刚便开始向中山大学推荐钱穆,没能成功。 顾颉刚随即转而向燕大积极推荐钱穆,又邀钱穆为《燕京学报》撰文。1930年秋天,钱穆终于有了赴燕京大学任教的机会。到第二年夏天,钱穆因不适应教会大学的环境,在燕京大学执教一年后就南归了。不久,钱穆在苏州家中得到北京大学寄来的聘书。钱穆此次之所以能进入北大执教,固然与好友顾颉刚的鼎力相荐有关,但与胡适、傅斯年也有莫大关系。 1930年,北大史学系主任朱希祖去职后,系主任一职由傅斯年代理。当时傅氏为北大史学系招兵买马,广延人才,他首先想到了在燕京大学任教的顾颉刚。两人虽在中山大学共事时因闹矛盾而一时失和,在感情上出现了裂痕,但并没有到彻底断交的地步。他向顾颉刚发出回北大史学系任教的邀请,但遭到了顾的拒绝。顾颉刚虽未加盟北大,但他却向傅斯年推荐了钱穆。 早在1931年3月18日,钱穆还在燕京大学任教之时,顾颉刚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说:“闻孟真有意请钱宾四先生入北大,想出先生吹嘘。我已问过宾四,他也愿意。我想,他如到北大,则我即可不来,因为我所能教之功课他无不能教也,且他为学比我笃实,我们虽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对我补偏救弊。故北大如请他,则较请我为好。” 此时的傅斯年因欣赏钱穆的成名作《刘向歆父子年谱》而对钱穆刮目相看。在钱穆返回苏州家中不久,便得到了北大的聘书,被聘为史学系副教授,比燕大国文系讲师提升了一级。 《刘向歆父子年谱》是钱穆于1930年发表在《燕京学报》上的一篇解决晚清经学上今古文之争的力作。该文刊出后,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震动,原本相信康有为今文家说的胡适读到该文后,也很快放弃了原来的观点,转而接受了钱的结论。在其日记中,胡适还称赞该文为“一大着作”,做得谨严,十分佩服。 陈勇认为,钱穆之所以能进入北大任教,这其中无疑也有胡适的一份功劳。胡适当时是北大文学院院长,如果没有胡适的首肯或者支持,钱穆要在人才济济的北大史学系执教也是很难的事情。 1929年,钱穆已经完成了《先秦诸子系年》初稿,到燕京大学后,又利用北平丰富的藏书加以增补。1931年夏天离开北平前,钱穆曾专程到胡适家中拜访,未能相遇,钱留下了一封信。在信中,钱穆表达了对自己着作的自信,希望胡适能为他这本当时最重要的学术着作作序并推荐北平的学术机构出版,胡适虽没有如钱穆所愿,为该书作序,但胡后来仍然写信向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推荐了此书,对钱穆扎实的学术功底和精深的考证功夫表示了佩服之意。 据陈勇总结,在北大共事期间,钱穆对胡适颇为敬重,胡适对钱穆的博学也深为推崇。两人对先秦诸子深有研究,钱穆把自己出版的着作送给胡适指正,胡适对钱治诸子学的成绩也多有肯定。 “有人问胡适先秦诸子事,胡适就说可去问钱宾四先生,不要再问他了,对钱尊重有加。”陈勇说。 一段中国通史公案 2000年7月,着名物理学家、钱穆侄儿钱伟长曾为纪念钱穆去世10周年写作了《怀念钱穆先叔》一文。在文中,他提到了钱穆与胡适的一段围绕中国通史课程的“传闻”。在此前的多篇文章或访问中,钱伟长也讲过内容大致相同的故事。 钱伟长写道,“那时北京大学开设两个中国通史课,一个是胡适在每星期二、四上午讲的,不发讲义,一是四叔在每周三、五下午讲的,也没有讲义。两人讲了几周后,震动了北京史学界,听课的人越来越多,后来一般课堂容纳不下,只好改在北大红楼中的礼堂讲,胡适和四叔讲的东西,听课的人都互相传说,听的人越多,越有人传给胡适和四叔听,按理说,胡适在美国学过历史,他有一套那时国际上公认的系统观点,这方面四叔是差得很多的,但在史料的选择方面,四叔因从事了五六年关于春秋、战国、先秦、两汉的诸子百家的资料工作,熟悉的程度,胡适是无法和四叔唱对台戏的。” “半年以后,胡适就停课不讲了。中国通史就成了我叔父的独家舞台。”钱伟长说。 在之前的1990年接受《文汇报》采访时,钱伟长对这一段公案曾给出一个大致接近的版本:“当时许多历史教授都讲断代史,而胡适之博学,主张讲通史,并率先开课。顾颉刚先生提议钱穆也可讲通史。胡适之名气大,起初听课学生坐满大礼堂,而四叔只在课堂上讲通史。有的学生上午这儿听课,下午那儿听课,将胡适之与钱穆作比较,说长道短。胡适之长于议论,钱穆长于史料丰富,内容翔实,且常有新颖见解,渐渐大礼堂让位于钱穆。听说后来胡适之就不大讲通史了。” 钱伟长紧接着又回忆道,又一次,胡适之与钱穆交谈,说商务书局要编一本中学国文课本,你在中学教国文课多年,富有实际经验,盼我两人合作。钱穆回,国人对比着读,一定很有好处的。两人终因学术见解不同,彼此没有合作。 1930年代前期正在北京大学史学系就读的着名历史学家邓广铭否认了钱伟长的这一钱、胡在中国通史一课上较劲并由此产生心结的说法。 1932年2月,胡适出任北大文学院院长。邓广铭在《胡适与北京大学》的文章中回忆,胡适就任北大文学院院长之后,就推行了几项改革措施,其中一项就是规定文科诸系的新生都必须修习科学概论、哲学概论和中国通史。负责组织这三门公共必修课的系主任,都须先做一番通盘考虑,定出全年的教学计划,然后按照每次的课题邀请着名学者来校教授。 “例如中国通史的安排,第一次的讲题史学研究方法导论,是邀请傅斯年先生讲授的。第二次讲题中国的考古学,是邀请李济先生讲授的。”邓广铭说,“胡先生本人则从未担任这三种课程中的任何一种。几月前,看到钱伟长先生有文章说,胡适、钱穆两位先生曾在北大同时讲授中国通史,一个在上午讲,一个在下午讲,后来胡因为比不过钱穆先生,因此就全归钱先生一人讲授了。此话与事实颇有出入。” 根据邓广铭的记忆,大家分担讲授中国通史的做法的确只实行了一年,后来就改由钱穆先生一人担任了。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每次邀请一位学者来校讲授一个专题,组织工作十分费力,所以就把钱先生的其他课程负担减轻,要他一人独自承担了,“钱穆先生的名着《国史大纲》就是以当时的讲义为基础修订而成的。” 在陈勇看来,北大开设中国通史课程与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有莫大关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为了培养青年学生的民族情怀感和爱国热忱,南京政府下令,规定中国通史为大学必修课,北大也遵令办理。钱穆认为,通史由众人分讲,不能一线贯通而下,实失通史的会通之旨,学生也颇感头绪纷繁,摸不住要领。有人建议由钱穆和陈寅恪两人分任,前半部由钱主讲,后半部由陈担任,不过为了体现通史一线贯通的精神,钱穆毛遂自荐,认为自己一人可以独任全部,所以从1933年秋天开始,北大就聘请钱穆一人教授中国通史课程,一直到抗战前,前后达4年时间。 陈勇认为,钱、胡二人的交往主要建立在对学问的研讨上,换言之,两人的交往主要是学术之交。在治学上,两人有同也有异,而在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上,相互间则有不少分歧。 1930年代前期,钱穆和胡适在学术上的争论主要有三次:经学今古文问题的讨论、《老子》成书年代问题的讨论和儒的起源的争论,但这一时期,钱、胡两人的关系还尚未演化到公开对立的程度。 战后拒绝礼聘 钱、胡关系开始疏远始于1930年代后期,疏远的原因主要在于两人所持的不同的文化观,到1940年《国史大纲·引论》正式发表时,钱穆对全盘西化采取批判的态度,此时的钱、胡、傅的关系已面临破裂边缘。 陈勇认为,胡适主张西化,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和西化派阵营中的代表人物,“全盘西化”一词,就是胡适在1929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来的。钱穆主张本位,是文化民族主义者,尽管早年的钱穆曾经对新文化运动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有过正面的肯定和评价,但随着钱穆文化观的日渐成熟,他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开始日益强烈,并不断见诸笔端。 在1939年脱稿、1940年正式出版的《国史大纲》引论部分,钱穆对西化派展开了全面批判:“凡此皆晚近中国之病,而尤莫病于士大夫之无识。士大夫无识,乃不见其为病,急于强起急走以效人之所为。跳踉叫噪,踊跃愤兴,而病乃日滋。于是转而疑及于我全民族数千年文化本源,而惟求全变故常以为快。” 在钱穆看来,近代的中国文化虽然走上了“病态”、“顿挫”阶段,但“尚有内部自身生力可以为抗”,可以用中国文化自身的力量来医治文化的“病态”,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杀开一条出路。 《国史大纲》出版后,钱穆的好友、时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的张其昀在重庆向傅斯年询问其对此书的看法,傅以“向不读钱某书文一字”作答。张再询问傅对《国史大纲》书中有关中西史学、文化比较的看法,傅更是嘲笑地说:“钱某何得妄谈世事,彼之世界知识,仅自《东方杂志》而来。”《东方杂志》是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型综合类杂志,按月详尽辑录当月中外重大政治、经济、文化事件和要闻,内容十分丰富。 当时人在美国的胡适对于钱穆的批评并非毫无知悉。1943年,张其昀赴美讲学,将其主编的《思想与时代》月刊各期送给了胡适指正,该刊刊登了前面在1940年代前半期所写的大部分文章。在后来的日记中,胡适写道:“张其昀与钱穆二君均为从未出过国门的苦学者……他们的见解多带反动意味,保守的趋势甚明,而拥护集权的态度亦颇明显。”其间针砭可见了。 在多位研究者看来,钱穆与胡适、傅斯年的真正决裂是抗战后北大拒绝向钱穆发聘书。 事实上,自1939年《国史大纲》脱稿后,钱穆回苏州侍奉母亲一年重回西南后就没再进西南联大,转而赴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武汉大学、华西大学及四川大学等校任教。 根据钱伟长的回忆,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钱穆回国,北大许多教授也纷纷从云南返回北平,“但胡适之、傅斯年却不向钱穆发聘书。胡适之因与钱穆学术意见不合,而傅斯年一副洋派,他瞧不起没有大学学历的钱穆。四叔则认为傅斯年飞扬跋扈。” 没了北大聘书的钱穆,只好辗转于昆明、无锡之间,先后受聘于昆明五华书院、江南大学等院校,1949年赴港办学。 余声 1949年之后,钱与傅、胡两人还有没有再见面?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在台湾省议会质询时突发高血压,溘然长逝。钱穆当时正在香港办学,要到这一年的年底才第一次去台北,筹募办学经费。钱与傅没再见面是肯定的。 胡适1958年自美返台,1962年病逝,钱穆定居台湾要到5年之后了。据陈勇的考证,目前出版的胡适日记和钱穆的全集中尚未发现两人在1949年之后曾见过面的记录。 香港树仁大学历史系区志坚博士认为,钱穆在1949年之后没有到台湾去,除了他对国民党的教育政策、“一党专政之野心”及未能实践中山先生政治理念多有批评外,与傅斯年、胡适等人已迁台湾也有莫大关系。 钱穆更以“学术门户”指摘胡、傅二人对于台湾学风的影响,尤其是对台湾大学和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59年,钱穆在写给着名历史学家、余英时父亲余协中的信中还说:“台北方面学术门户之见太狭,总把弟当作化外人看待,而且还存有敌意。” 不过,区志坚在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胡适档案里发现了胡适裁剪的一则美国华文报纸的新闻报道,报道的内容是钱穆在台演讲时因屋顶倒塌受伤。1951年冬,钱穆又一次去台北,1954年4月14日,钱穆应邀在淡江文理学院新建的礼堂内演讲,不料演讲期间屋顶大块水泥坠落下来,钱穆“头破血流,昏迷了两三天,几乎死去”。 区志坚说,当时远在美国的胡适看到了这则新闻,并剪了下来,这可以视为胡对过去朋友的一种关心。 图片 1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在民国知识分子中,有两位大师一定要提及,一位是傅斯年,一位是钱穆。前者是20世纪中国史学界、国学界当之无愧的天才、奇才和大师级人物,有人甚至将其与另一位国学大师陈寅恪相提并论。此外,他富有激情、刚烈、嫉恶如仇的性格,更是在知识分子中少见,人送“傅大炮”的称号。后者亦在史学领域颇有造诣,与陈寅恪、吕思勉、陈垣并称“现代四大历史学家”。他还在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传播中华文化。

第一位妻子是无锡后宅邹氏,1928年去世,婴儿夭折。

黄河流域第一才子傅斯年

第二位妻子叫张一贯,1929年在苏州与钱穆成婚。张一贯是一位知识女性,毕业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曾做过苏州北街第二中心小学校长。她为钱家生有三子二女(钱拙、钱行、钱逊、钱易、钱辉)。“抗战”时钱穆流转西南,只身一人而去;1949年南走广州、香港,亦是一人而去,不免有一点为学“弃家”之嫌。他的子女全由张一贯一手带大。

1896年出生的傅斯年,先祖为清朝顺治时期的第一位状元,并曾出任宰辅,是以家门显赫。傅斯年亦是自幼聪颖好学,熟读儒学经典,号称“黄河流域第一才子”。他18岁时考入北京大学,学习国学,据说每次考试均名列前茅。

第三位妻子是胡美琦,江西南昌人。胡美琦曾在厦门大学教育系读书一年,1949年来香港,在新亚书院求学,成为钱穆的学生。

傅斯年从北大毕业后,先后入伦敦大学研究院、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学习实验心理学、生理学、数学、物理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等,还对比较语言学和考据学发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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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冬回国后,傅斯年被聘为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和历史系、中文系主任,后创办了在国内颇有影响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自任所长。他还积极组织了几次大的考古挖掘,如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其在史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亦多出于这一时期。

1950年暑期,胡家迁居台北,不久她也去了台湾,在台中师范学校(今台中师范学院)图书馆任职。新亚书院创办之初,为了筹集办学经费,钱穆常常奔走在香港与台北之间。

抗战期间,傅斯年在兼任西南联大教授的同时,还担任了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抨击贪官污吏,当时权倾一时的孔祥熙就是在其弹劾下落马的。

1952年4月16日,他应旧友朱家骅的邀请,在淡江文理学院新落成的大楼惊声堂为台北联合国中国同志学会作演讲。讲演方毕,突然屋顶塌陷,水泥块直击他的头部,他头破血流,几乎丧命。

1945年6月2日,黄炎培、章伯钧等民盟成员与无党派人士傅斯年共7人联合致电毛泽东,提出访问延安。两个星期后,毛复电表示欢迎;而蒋介石亦不表示反对。

此后数月,钱穆一直在台中存德巷养病,得到了当时在台中师范学校图书馆工作的胡美琦的悉心照顾,这为成就他晚年一段美满姻缘打下了伏笔。1952年秋,胡美琦进入台北师范学院教育系学习,毕业后来香港。

1945年7月1日,傅斯年与黄炎培、章伯钧等一行6人乘专机抵达了延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亲自到机场迎接。毛除宴请所有人之外,因曾在北大做图书管理员的缘故,还拿出一个晚上与傅斯年交谈。傅斯年亦有机会参观了延安的中央研究院、马列主义学院等机关,并见到了历史学家范文澜。

1956年1月30日与钱穆结为夫妇。胡氏未育,著有《中国教育史》等书。

7月5日,访问团成员离开延安回到重庆。与黄炎培称延安之行“如坐春风”不同,傅斯年有着不同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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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选择出任国立台湾大学校长。1950年12月,因突发脑溢血,傅斯年去世。在其追悼会上,蒋介石亲临致祭,各界要人也纷纷前来告别,致祭者共计5,000多人,而挽联、祭文、唁函唁电、纪念文章亦相当多。为了纪念傅斯年,台湾大学将其陵墓安置在校园内,人称“傅园”。

钱穆的《师友杂忆》中有这样一则记录,钱穆称钱基博为叔父,而钱基博则命儿子钱钟书也称钱穆为叔父。钱伟长是钱穆长兄钱挚之长子,钱穆的亲侄,钱伟长的名字即出于钱穆之口。

祖籍江苏的钱穆,7岁入私塾读书,10岁进入新式小学,13岁时入常州府中学堂,在这里,他遇见了后来的大历史学家吕思勉。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学停办钱穆遂在家自学,后到一小学任教。据余英时《一生为故国招魂——敬悼钱宾四师》讲述,1910年梁启超发表的力证中国不会亡的《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一文后,钱穆深受感染,但他与大多数年青人不同的是,他没有因此走上政治救国的道路,而是转入了历史的研究,即希望通过研究历史,寻找中国不会灭亡的根据,这也是驱动他80年历史研究的动力所在。

钱穆一生以教育为业,五代弟子,冠盖云集,余英时、严耕望等人皆出门下。著名物理学家钱伟长是他的侄子,幼年时亦受其教,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

没有进过大学读书的钱穆,依靠着勤奋自学,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1927年,33岁的钱穆在苏州省立中学任教,在这里,他完成了《国学概论》,并开始撰写《先秦诸子系年》一书。历史学家顾颉刚家在苏州,返家小住的时候见到了钱穆,在读过他的《先秦诸子系年》书稿后说:“君似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于是推荐钱穆去中山大学任教。但因故钱穆没有去中山大学赴任。

晚年专致于讲学与著述,虽目力日弱仍随时提出新观点,赖夫人诵读整理出版,谦称为《晚学盲言》。

36岁那年,钱穆应顾颉刚的约稿,撰写了《刘向歆父子年谱》,反驳康有为等的疑古之说。文章一发表,立即震动了学术界,使人们从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笼罩中彻底解放出来。顾颉刚由此推荐钱穆到燕京大学任教,教授国文。此后,钱穆又在北大历史系讲授中国上古史和秦汉史,后来还开了一门“中国政治制度史”、一门“中国通史”。据说钱穆的中国通史课堂堂爆满,颇受学生好评,在北大上了四年,又在西南联大上了两年。

自学成才

除此之外,钱穆还在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兼课。

钱穆是一步一步靠自学铸造辉煌的典范,他从20世纪初期的江南乡村走出来,靠自学成为当时北京大学最著名的三教授之一。

1935年,《先秦诸子系年》出版,另一位民国大师陈寅恪在看过其稿后,私下对人评价道:“自王静安后未见此等着作矣。”钱穆的学识和声望由此可见。

钱穆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做过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大学教授,又成功地创办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他的弟子遍及海内外,邓广铭、何兹全、严耕望、余英时等钱门学子也已誉满学界。

北大、清华等高校迁往云南组成西南联大后,钱穆撰写了史学巨着《国史大纲》,这是钱穆毕生负盛名的着作,直到今天仍然为人们所追读。

与钱伯圭

抗战胜利后,钱穆并没有收到北大续聘的聘书,这可能和北大代校长傅斯年与钱穆理念不合有关。钱穆终选择了去无锡江南大学任教,作《湖上闲思录》、《庄子纂笺》。

钱伯圭系当时的革命党人。他见钱穆聪敏早慧,就问他:“听说你能读《三国演义》?”钱穆作了肯定的回答。老师便借此教诲道:“此等书可勿再读。此书一开首即云:‘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此乃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故有此态。若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此后正该学他们。”此番话给当年的钱穆以极大的震动,日后他在回忆此事时说:“余此后读书,伯圭师此数言常在心中。东西方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

1949年以研治古典文学着名的钱基博先生的孪生兄长钱基成,劝钱穆留下来。钱穆问:君治古文辞,看军队渡江的那篇布告,有无大度包容之气象?基成先生不语。钱穆颇疑作为史学家的自己不能见容,转赴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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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艰苦努力,新亚书院越办越大,钱穆又创办了新亚研究所。新亚书院及研究所培养了众多人才,其中着名的是当代历史学家余英时,其先后任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而钱穆也在1955年被授予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与燕大

1965年,钱穆卸任新亚书院校长,去马来西亚讲学。两年后,73岁的钱穆定居台北,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其后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研究所教授、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钱穆最高的文凭仅为高中(尚未毕业),完全是靠自学成才的。1930年,因顾颉刚的鼎力相荐,才使他离开乡间,北上燕京大学,开始任国文系讲师。燕大是当时中国有名的大学,是钱穆心中长久向往的地方。他早年常以未能进入燕大读书为憾,此次能到燕大执教,自然乐于接受。当时校务主要由监督司徒雷登主持。

1990年,钱穆去世,享年9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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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司徒雷登设宴招待新来教师,问大家到校印象。钱穆在会上直抒己意:“初闻燕大乃中国教会大学中之最中国化者,心窃慕之。及来,乃感大不然。入校门即见‘M’楼、‘S’楼,未悉何义?此谓中国化者又何在?此宜与以中国名称始是。”事后,燕大特开校务会议,讨论此一意见。最终采纳了钱穆的建议,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贝公”楼为“办公”楼,其他建筑也一律赋以中国名称。园中有一湖,景色绝胜,竞相提名,皆不适,乃名之曰“未名湖”。

与胡适

钱穆到北大任教了。客观地说,除了顾颉刚的鼎力相荐,这与文学院长胡适的首肯是分不开的。钱穆在苏州时,曾与到苏州中学作学术演讲的胡适见过一面。当时胡适是他时时充满敬意、景仰不已的一代学人。钱穆对诸子学的研究,有不少得益于胡适的启发。而胡适对钱氏也“尊重有加”。钱穆在北大史学系讲中国上古史(先秦史),有人问胡适关于先秦诸子事,胡适总是说可去问钱穆,不要再问他。

北大学风自由,教师在课堂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学生常设疑问难,竞相争论。当时学术界讨论老子问题日趋热烈,胡适主张老子在孔子前,因孔子曾问学于老子;而钱穆、顾颉刚则主张老子在孔子后。三位先生在课堂外大家互相讨论学问,是朋友;在课堂中则把自己的学术主张灌输给学生,并且当众批评对方的观点。比如胡适对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的考据谨严,十分佩服,常常对学生们做义务的宣传;但是,在课堂上,他对钱穆等人的关于老子和《老子》一书的时代论争,却也慷慨陈辞,奋力抨击。钱穆在讲课中,也随时联系批评胡适的一些论点,常说:“这一点胡先生又考证错了。”学生们或主胡说,或赞钱说,彼此争论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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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赞同老子晚出之说的同学认为胡适“在老子时代问题上有成见”,胡适愤然地说道:“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哪会有成见呢?”不过他的态度仍很客观,随后又对同学们说,“在大学里,各位教授将各种学说介绍给大家,同学应当自己去选择,看哪一个更合乎真理。”在北大,他与胡适都因以演讲的方式上课而驰名学校,成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在学生中即有“北胡南钱”之说。

与傅斯年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方各高校纷纷南迁,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钱穆将历年讲授中国通史增删积成的五六厚册笔记装入衣箱底层夹缝,在十月与汤用彤、贺麟三人结伴,自天津海行,南下长沙,开始了抗战时期流转西南八年的学术生涯。与在北大时期一样,钱穆在西南联大主讲中国通史,也吸引了大批学生,内迁西南的各个高校都纷纷请他讲学。

傅斯年曾是国学大师黄侃门下的高足,也是胡适最得意的学生之一。30年代,钱穆任教北大时,即与傅斯年相识。钱穆与他在学术观点上又是同不胜异的。在钱穆看来,考古派迷信地下出土材料而将古代典籍抛之脑后,这做法与疑古派一味疑古、否定典籍同样有害,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西南联大时期,随着钱穆自己史学理论体系的日渐成熟,对史料考据派进行了全面批评。为此,作为学派领袖的傅斯年对钱穆的攻击自然不会高兴。北大复校,钱穆不在被邀之列,这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二人终于未能成为真正的“同道”。至此,钱穆告别了北大,与傅斯年分道扬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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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钱穆早已名重学林,所以各高校争欲聘请。他往返于各地之间,在几个大学讲学著述;1947年,家乡的江南大学正式成立,应荣德生先生之邀,翌年春,出任江南大学首任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一职。

与吕思勉

钱穆是国学大师,晚年的时候,他曾写了一部《师友杂忆》,书中,有一部分章节记述了自己的教育经历,其中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读中学时的一次考试。

那是一次地理考试,只有4道题,满分100分,每道题25分,钱穆拿到试卷后,从第一道题开始审题,审到第三道题的时候,他兴奋了,原来啊,这道题的内容是关于长白山地势军情的,他对这个问题一直很感兴趣,此前曾读过很多这方面的资料,所以看到这道题之后,便情不自禁地开始答题,而且不是“为了答题而答题”,完全是兴之所至,洋洋洒洒地尽情挥毫,早已经忘了自己当时是在考场上。

也不知过了多久,他总算把这个题目答完了,便从头到尾开始检查,可就在此时,交卷的铃声响起,可他只顾着全神贯注地答第三道题,余下三道题,他一个字也没写,但已经来不及了,只好悻悻地把卷子交了上去。

按照常理推算,钱穆的这次考试,是不能及格了,因为他只答了1/4的题,即使那道题给他满分,他也只能得25分。可是,卷子发下来后,钱穆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得了75分!

原来,负责这次判卷的是史学大师吕思勉,吕先生看到钱穆的卷子后,发现他虽然只答了一道题,但这道题答得特别出色,论证合理、充分,对于一个中学生,能做到这一点,实在是难能可贵。吕先生素有爱才之心,他就钱穆的这道题写了长长的批语,对钱穆的答案给予了高度肯定,同时也指出了其中的不足之处,并给出了75分的成绩,使钱穆仅凭一道题就及格了。由此可以看出,作为评卷人的吕思勉,并没有按照僵化的规定去评卷,而是用灵活的方式,对学生的创造力进行鼓励。

新亚岁月

1949年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钱穆虽没有赴台,却也因为忧心时局,与不少知识分子经广州去了香港。

在香港,自认是流亡知识分子的钱穆,除在徐复观主持的《民主评论》发表文章外,又与谢幼伟、唐君毅、崔书琴等学者,借用华南中学在九龙伟晴街的课室三间,筹办“亚洲文商夜学院”,实现为中国人办教育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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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秋,上海商人王岳峰斥资在九龙深水埔桂林街61—65号购得新楼三楹,供作新校舍。占地虽不大,也无图书馆,但亚洲文商从此由夜校改为日校,并更名为“新亚书院”,钱穆出任院长。

钱穆虽在港办学,并没有断开与台湾的联系。随着蒋介石在台政务与各项文化建设逐渐展开,钱穆多次受邀赴台讲学,传授中国文化与历史精神。

抗战时,钱穆就数度于四川晋见蒋介石,谈及理学与历史。蒋介石托钱穆编写《清儒学案》,邀他到重庆中央训练团演讲,素有交情。钱穆创办新亚书院后,蒋介石不但亲自邀请钱穆去台一叙,而且由宋美龄、蒋经国招待,同时指示台湾行政当局每月拨给港币3000元,供新亚纾解资金困境。前后达4年,直到耶鲁大学提供新亚书院补助为止。1950年之后,钱穆大约每年受邀到台湾演说或与蒋介石小叙。蒋经国多会作陪。钱穆曾考虑在台兴办新亚书院分校,但因未获国民党支持而不了了之。

王耀武舅子孙鼎宸举家来港,每周必出席新亚书院的学术讲座,不仅每次必到,而且每次必录。因其不惮絮烦记录详尽,积录成书,历次讲稿竟编为《新亚学术讲座》,“是为新亚有出版之第一书”。1953年秋,新亚研究所成立,孙鼎宸入所学习,遵钱穆之嘱编《中国兵制史》一书,亦为新亚研究所诸生出书之第一部 。

1956年钱穆为新亚书院争取到美国方面每年2.5万美元的补助,解除了新亚书院的经济危机。

与港中大

1963年,香港政府邀请新亚书院、崇基书院、联合书院合并组成一所新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文不是语文的意思,而是文化之意。据说当时想了很多名字—中国大学,中华大学,最终还是钱穆坚持,“不如叫中文大学”。

钱穆还坚持必须由中国人担任校长,为此曾与港英政府斡旋良久,“(我)所争乃原则性者,他日物色校长人选,余决不参一议。”当时港英政府派来商议的英国人富尔敦,通粤语,读中国书,曾说钱穆“君心如石,不可转也。”当时,钱穆期待的是,自此中文在香港再不受轻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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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岩岩,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人之尊,心之灵,广大出胸襟,悠久见生成,珍重,珍重,这是我新亚精神。”这首广为流传的《新亚校歌》,歌词是钱穆亲自写的。“香港原来是殖民地社会,钱先生办了新亚,才有一个学校专门来研究中国文化、中国历史,这个影响很大。后来新亚成为香港中大的一部分,确实也有很重要的意义。”钱穆心心念念的,是中国在那个年代仍然无法统一,“他说作为中国人,我们怎么能不站在中国人的立场?”

当年新亚在三座书院中名声最大,港英政府十分倚重。钱穆提出的所有条件,几乎全被接受。除了校长由中国人担任,校名定为“中文大学”,他还与富尔敦约定,新亚研究所将成为香港中大“第一研究所”,并写入新大学创建法规中。

但香港中文大学成立后,钱穆称需要时间进行学术研究,露出倦勤迹象。另一方面,中文大学呈现集中发展的趋势,成员背景复杂,办校理念与钱穆主张应联合书院成立大学组织的想法相左,一时引发议论。钱穆多次请辞不成,只好向新亚书院请长假表态。1965年6月,钱穆正式辞去新亚书院校长之职,结束在香港办学16年的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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