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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海光与徐复观,对山东的一页转折

时间:2019-10-19 07:03来源:历史资讯
殷海光原名殷福生,出生于湖北黄冈,是我国著名逻辑学家、哲学家。他毕业于西南联大,师从金岳霖先生,曾任教金陵大学、台湾大学等高校,著有《思想与方法》《论认知的独立》

殷海光原名殷福生,出生于湖北黄冈,是我国著名逻辑学家、哲学家。他毕业于西南联大,师从金岳霖先生,曾任教金陵大学、台湾大学等高校,著有《思想与方法》《论认知的独立》等作品,被誉为台湾自由主义开山人物,是一位富有批判精神的自由主义者。1949年,殷海光去了台湾,于1969年病逝在那里。人物生平 沉浮人生图片 1殷海光 殷海光原名殷福生,1919年12月5日出生在黄冈回龙山镇(今黄冈市团风县回龙山镇)殷家楼村。 7岁随父母搬到本县上巴河镇居住。 13岁那年,他由其伯父、辛亥革命志士殷子衡带到武昌,入武昌中学念书。 16岁那年,他曾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17岁念高中二年级时,就在正中书局出版了一部长达40万字的译著《逻辑基本》。 1938年秋,在著名哲学家金岳霖的帮助下,殷海光考入西南联大哲学系,4年之后,又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专攻西方哲学。 1944年,他投身抗战,去印度学习军用汽车驾驶技术。 1945年,转业到重庆独立出版社任编辑。 1946年秋,他被同乡陶希圣拉入国民党阵营,先后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中央日报》任职,走了一段弯路。 1948年11月4日,他在《中央日报》上发表《赶快收拾人心》的社论,猛烈抨击豪门贵族和国民党的内外政策,受到蒋介石的怒斥,并险些丢职。 1949年3月,殷海光随《中央日报》到台湾,仍任该报主笔,代总主笔,同时兼任《民族报》总主笔。同年5月12日,殷海光又因在《中央日报》上发表社论《设防的基础在人心》,说跟随蒋介石逃台的军政人员为“政治垃圾”,又一次触怒了蒋介石,受到国民党的围攻、批判,并被迫离开《中央日报》,去台湾大学哲学系任教。自此,殷海光脱离国民党阵营,并转变成自由主义者。 1949年11月,他与胡适、雷震等人在台北创办影响巨大的综合性半月刊《自由中国》,任编委兼主笔。这个杂志的发行人虽为胡适、雷震,因胡适不在台湾,雷震以负责行政事务为主,真正的灵魂人物却是殷海光。他用言论、思想给《自由中国》杂志导航,使该杂志发行量扶摇直上,热销海内外。 抵达台湾 到台湾后,殷海光极其关注政治和人民大众。他认为,一个学者如不关心民族的前途,不关心人民疾苦,即使受过最好的教育,也不够格称知识分子。一个有血性的读书人,应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应有正义感,应敢说真话。 他看到蒋氏父子逃台后,仍用在大陆上的一套办法统治台湾人民,并滥杀无辜,大搞白色恐怖,心中无比愤恨。他以学者的身份,举起民主、科学的两面大旗,与台湾当局进行对抗。他以《自由中国》和香港《祖国》周刊为阵地,奋力揭露台湾的黑暗政治,抨击蒋氏父子的恐怖统治和种种不法行为。 从1949年底起,蒋介石一天到晚叫喊要“反攻大陆”,说“反攻”在某年某月一定能够实现,并将“反攻大陆”定为当局的“基本国策”。当时,整个台湾没有人怀疑,更不用说去碰蒋介石的这一“基本国策”。殷海光研究了蒋介石历次叫喊的“反攻大陆”口号后,感到十分荒谬、可笑,并斗胆在《自由中国》上撰写了《反攻大陆问题》的社论,将蒋介石欺骗台湾人民的这一假把戏予以彻底拆穿,并预言台湾终将与大陆和平统一。又如,蒋介石1960年第二次“任期”届满,为了将来传位于子,他用尽各种卑鄙手段谋求“三连任”。殷海光对此十分愤慨,连连在报刊上撰文反对,揭露蒋氏父子在“三连任”上干的种种行为。 另一方面,殷海光看到台岛知识分子大多处于麻木的“冬眠”状态,便利用开座谈会、写文章、出书等形式,积极引介哈耶克、卡尔巴柏等哲学新思潮,大力宣传罗素哲学和“五四”精神,对广大知识青年及人民大众进行思想启蒙,鼓动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勇敢地起来与专制、独裁的统治作斗争。因而,他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人民,特别是青年们最崇拜的精神领袖、抗暴旗手、民主斗士、启蒙大师。 晚年,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新的认识,并着力从中寻找自由民主的精神传统,并与论敌新儒学大师徐复观握手言和,结束了长达数十年的文化论战。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重大精神事件。殷海光妻子后人图片 2殷海光与家人 殷海光的妻子名叫夏君璐,出生1928年,比殷海光小九岁。夏君璐出身名门,父亲夏声追随孙中山,参与辛亥革命。1945年,两人一见钟情,随后分隔两地。1949年6月3日,夏君璐抵台,与殷海光重逢。1953年10月25日两人结婚。 殷海光除了还有几位远房侄孙们外,什么亲人也没有了。他在上巴河的老家,仍有3间旧瓦房,但产权早已收归公有,由公家出租给当地居民住着。殷海光和徐复观图片 3殷海光 他们两人的价值观可谓南辕北辙,分属两个不同的思想阵营,一个是服膺于新儒家的传统,一个遵循于五四的路径。徐复观是激烈地爱传统,而殷海光恰恰是激烈地反传统。他们又都是眼睛里容不得半粒沙子的人,所以两人要么彼此一想起对方,就涌起一股厌恶的情绪,要么便是彼此大谈大笑,谈笑得肆意猖狂。 殷海光与徐复观两人正式的决裂,是由于殷海光在《自由中国》写了一篇攻击牟宗三、唐君毅的文章。这篇文辞激烈的文章痛骂新儒家,让徐复观看后十分生气。徐复观也就在《民主评论》上狠狠地回敬了一篇。徐的文风辛辣尖刻,整个文字里有股咄咄逼人的气势,所以他也对殷海光说了一些过头的话。 殷海光从此与徐复观来往渐少,但他对徐过去的感情还是在的,他常常向别人说:“台湾有两个人死不得,一个是张佛泉,一个是徐复观。”他在看到徐复观的《文化与政治》、《为生民立命》这类短文章时,曾特别鼓励学生阅读,并要学生来看徐复观。 由于胡适说了“东方文化没有灵性”的话,引发了1960年代末台湾文化思想界著名的中西文化论战。殷海光对胡适并没多少敬意,当徐复观与《文星》的李敖骂战时,根本没想到把战火烧到他身上。 后来因胡适意外去世,徐复观想把战火熄掉,但李敖却不肯善罢甘休。因为《文星》作者很多是殷海光的学生,大家怀疑背后总指挥是殷海光,战火由此直接烧到殷海光身上。徐复观由于性格激烈,在论战中一马当先,所以殷以为徐是有意攻击他。两人身处不同的阵营而身不由己,由此结下恩怨,相互成为论敌。 殷海光晚年,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新的认识,并着力从中寻找自由民主的精神传统,并与论敌新儒学大师徐复观握手言和,结束了长达数十年的文化论战。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重大精神事件。

一九五九年,三位美国学者在台湾实地调查教育文化状况,写了一篇报告,直指台湾是“文化沙漠”(culturaldesert)。台北的“学术权威”李济认为“旁观者清”,心有戚戚焉。他把这三位学者分析“文化沙漠”的成因,归纳为五条: 一、最初接收时,有些训练不够的人做了教授;二、大陆来的学人,精神颓唐不自振作;并且不少失去了读书兴趣的人以教书为临时职业;三、教育界五日京兆的心理,没有做任何长期打算;四、社会里、政治里流行的各种禁忌,因之思想的范围大大地受了限制;五、青年的学者不肯到大学来。(“文化沙漠”,《自由中国》第二十一卷第十期,页三O二) 其实,这五条之中,第四条是“纲”,其他都是“目”。“各种禁忌”,乃是政治高压的产物;在政治高压下,思想不仅受到限制,根本受到禁锢,以至于形成冰河状态。思想应该愈活泼、愈有问题愈好,因为活泼的思想才能产生创造文化的智慧,有问题的思想才能使文化进步与繁荣。然而在蒋氏父子的高压下,思想有问题是可以被枪毙的,有几个人敢惹“思想”,当然导致思想的冰河,而文化沙漠正是思想冰河之果。 蒋介石搬运了许多宝贝到台湾,除了国库黄金、故宫国宝等等之外,还有完整的国民党特务。军统、中统之名虽已消失,但其实体更为集中,由蒋经国一手掌管党政特务机构,所统率的特务人员一开始就有五万余名。蒋家的特务到了台湾之后,地小权大,更由于“戒严令”的配合,布下天罗地网,其得心应手为大陆时代所未有。何况作为特务头子的蒋经国,更远非大陆时代的戴笠可比。蒋介石与戴笠只不过是主仆关系,而与经国有父子关系,岂可同日而语?于是特务势力在太子的管辖与指挥下,笼罩全岛。至于一九五O年七月公布的《中国国民党改造方案》,名为“改造”,实系“集权”,把权力更加集中到蒋氏父子手中。至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五二年十月召开时,“改造”完成,除蒋介石当然连任总裁外,蒋经国已跻身中央委员,名次仅在陈诚之下。 蒋氏父子初到台湾时,惊魂未定,草木皆兵,为了他们的“安定”,杀戮尤惨。政工干部学校出身的江南在所著《蒋经国传》中,有颇为具体的透露,如谓: 位于台北植物园附近的马场町,取代过去南京雨花台的地位。据执教东京立教大学的戴国辉说:“我当时在南海路的建国中学念书,有天我看到一辆卡车,载着七八位犯人,双手背绑,口用白布扎着,大概怕他们声张,一忽儿,传来枪声。我心里想,他们做了革命的烈士了。”翻开五十年前半年的《中央日报》,“匪谍××等数犯,昨日枪决伏法”的标题,一周出现好几次。以“匪嫌”名义,送往青岛东路军人监狱、台东绿岛,或用麻袋捆扎,未经司法程序,丢到海里喂鱼的,不计其数。台北的一位化学工程师陈天民,江苏靖江人,因为出言不慎,告诉投奔他的乡亲们说:“台湾都快解放了,你们还来这里干什么?”经人检举,判刑十五年。陈当然不是“匪谍”,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的指控,充其量,不过是对国民党的统治前途失去信心而已。诺贝尔奖金得主李政道的母亲张明璋女士,和儿子李崇道(后来曾担任中兴大学校长)因在淡水家中,留宿一位广西大学时候的同窗,卒以“掩护匪谍”,锒铛入狱。 此一“恐怖世界”即为蒋经国指挥下特务们的“杰作”。在“恐怖世界”里,朝野诚惶诚恐,以蒋氏父子的马首是瞻。特务势力是蒋介石在台湾的权力基础,是蒋经国继承权力的阶梯。 在此一背景下,任何“左”倾思想固然十恶不赦,格杀勿论,连温和的自由主义与民主思想,在蒋氏父子控制下的台湾也绝无容身的空间,其荦荦之大者,就是发生于一九六O年的雷案。雷案的主角雷震字儆寰,原是老国民党员,大陆撤退来台后,与一些拥蒋的自由派分子如胡适、毛子水等办了一份以《自由中国》为名的半月刊。胡适在赴美的船上还替这份杂志写了发刊词,并由胡适担任发行人,后由雷震继任。《自由中国》这一名称是很好的宣传,以别于大陆上的共产中国,许多人便把台湾称作“自由中国”,其实蒋介石的台湾既不“自由”亦不“中国”?选更具讽刺性的是,蒋介石终于把《自由中国》扼杀了,判了雷震十年徒刑。 《自由中国》的宗旨,原是要“支持并督促政府走向进步,逐步改革,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蒋介石在嘴巴上绝对不会反对“自由民主”,但骨子里关切的是巩固权力以及替儿子接班铺路,而这种“关切”往往与自由民主不搭调。《自由中国》的一个主要笔杆子殷海光,原来也是国民党员,后来成为罗素的信徒,大唱英美自由主义思想,自然与封建独裁的现实相扌干格,逐步增强对现实的批评,涉及政治、经济、教育各个层面。一九五四年,《自由中国》批评到蒋经国的“青年救国团”控制青年学生,蒋介石“勃然大怒”之下,于是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亲自开除了雷震的党籍(见《雷震回忆录》,页三六〇),雷震被迫成为党外人士。 《自由中国》在蒋氏父子特务势力的阴影下,生存多年,主要利用了蒋介石为了讨好美国而打出的“民主”招牌,所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即以“言论自由”之矛攻“党化教育”之盾、以“自由经济”之矛攻“金融管制”之盾、以“多党民主”之矛攻“一党专政”之盾。一九五六年十月是蒋介石的七十大寿,《自由中国》又利用了蒋氏“婉谢祝寿”、“均盼海内外同胞直率抒陈所见”的声明,出刊了《祝寿专号》,对蒋介石个人提出直率而又剀切的建议和批评。专号的社论更明确地劝蒋不要违宪连任总统,并要求党部退出军队,使军队国家化。 面对这些挑战,蒋经国直接控制的国防部总政治部发动了“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运作,《自由中国》的台柱胡适尤成为“攻击”的大目标。……胡适在围剿声中,感到回台湾比留在外国更重要,遂于一九五七年年底答应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参阅《胡适致赵元任函》,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八日)院长一职是由蒋介石圈选的,蒋任命胡为台湾最高学术机关的首长,未尝没有以“高官厚爵”笼络之意,使胡多少有所顾忌,最后胡适果然未能以“去就”争“自由”。 《自由中国》的命运也未因胡适于一九五八年四月回台长住后得到改善。特务们反而由“围剿”进而迫害,而胡适竟要《自由中国》的执笔者多“容忍”,引起殷海光的不满。雷震则在胡适回台以及美国舆论的鼓励下,更向民主的方向迈进,进而要想组织反对党了。至此,蒋介石不再顾民主的招牌,撕破脸皮,命特务制造匪谍案把雷震抓了起来。雷被捕后,胡适不肯主持组党,其他的人在齐世英的影响下主张“稳健”,新党遂胎死腹中。蒋介石达到“杀鸡警猴”的目的。 雷案发生的时候,胡适正在美国,曾公开支持雷震。他回台湾后,蒋介石故意冷落他,农复会主任委员蒋梦麟比他晚回来,却先见到蒋,而胡适却得在“不谈雷案”的约定下,才见到蒋。蒋平常与胡适见面,通常是两人密谈式的,这次却是秘书长、秘书、副官全在的官式谈法,显然是有象征意味、表示有距离了。但是见了面,胡适仍然忍不住要谈雷案,很诚恳地想说明雷案如何在外国产生“很不好的反响”,胡适在一九六O年十一月十八日的日记中说: 总统说:我对雷震能十分容忍,如果他的背后没有匪谍,我绝不会办他。我们的政府是一个反共救国的政府,雷震背后有匪谍,政府不能不办他。我也晓得这案子会在国外发生不利的反响,但一个国家有它的自由、有它的自主权,我们不能不照法律办。这是他在九月十四日对美国西岸报人的谈话,今日重说一遍。 这最后二十五字,写得极见内功?选不温不火,但把蒋对他的态度,画龙点睛了。为了雷案,他显然被蒋介石“见外”了?选不过,胡适在蒋面前一再“盼望此案能够司法审判”,未免书呆?选军法或司法审判,在国民党内定判决结果下,又有何不同?又有什么好争的啊?胡适对蒋介石苦口婆心,而蒋介石居然说:“胡先生同我向来是感情很好的。但是这一两年来,胡先生好像只相信雷儆寰,不相信我们政府。”胡适听后,激动了起来,说是话说重了,在这天日记中,犹情见乎辞。胡适“愿意用我道义力量来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始终不渝。他早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蒋政权危急时,力求美国支持蒋作战,且在美国人面前流了泪(见司徒雷登函载Rea&Brewered.,theForgottenAmbassador,P.292),有点像秦廷之哭。如此拥蒋使他根本没有多少旋转余地,却有无限伤感。他对国民党和党外,都有雾里看花的一派天真。中国政治中像他这种有地位的清客,最后是及身而绝了。最可怜的是,以他最后的苦口婆心,竟连一雷三毛都不能救,他的悲哀,也就可想而知。“雷案”发生后,胡适应该以不回台湾为抗议、以辞中央研究院院长之职为抗议,这样多少会给蒋介石一些压力。但是胡适回来仍做他的院长,甚至不便去探雷震的监,终于在蒋介石的权威下妥协了。胡适写文章喜欢宣传黄以周“实事求是,莫做调人”的立场,但他自己,却始终未能免于“调人”之讥。 《自由中国》被封闭之后,言论自由更无一点空间,怎么又冒出一个轰动一时的“文星事件”呢?文星书店是一九五二年创办的,《文星》杂志是一九五七年创办的。在《文星》杂志创刊后的前四年里,它只是一个正派而普通的刊物,成绩平平。真正的突破,在李敖进人《文星》以后,自此四年中杂志变色、书店改观。在李敖影响之下,《文星》主张中国走现代化的道路,它的自由、民主、开明、进步、战斗等鲜明色彩,表现在《文星杂志》上、《文星丛刊》上、《文星集刊》上,以及其他大量的出版品上。《文星》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在挖根上苦心焦思、在寻根上慎终追远、在归根上四海一家,定向方面的成绩,实在是思想冰河中的异数,文化沙漠中的奇迹。就这样的,《文星》成为《自由中国》杂志以后,官方眼中钉的递补者。在封杀《文星》的手法里,最耐人寻味的,除了照例扣红帽子外,更利用一批出身共产党或出身左派的人儿,去罗织《文星》。没问题,硬挑出问题,叫做“罗”;罗出问题再予以串连成罪状,叫做“织”。就在这种罗织作业下,《文星》的被迫陨落,也就指日可待了。 最有趣的是,当国民党中常会上,小人们向蒋介石报告《文星》闹事应该严办的时候,蒋介石说:“把萧孟能、李敖先给党纪处分。”小人们再说:“但萧孟能、李敖不是党员。”蒋介石说:“萧孟能的父亲萧同兹是啊?选要萧同兹负责?选”萧同兹在国民党里的老面子,延缓了《文星》之被消灭,并不能使《文星》免于被消灭。大祸临头像一张禁网,它是慢慢扣下来的。先是开始查禁《文星》第九十期,那只是一个动手的讯号,杀戒一开,自然就有好戏看。“杀身之祸”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间筹印《文星》第九十九期时发生的。查禁命令,内容洋洋大观,《文星》被停刊一年。但这只是一个表面上的处分,骨子里,处分却是更严重的,那就是蒋介石下手令:“该书店应即迅速设法予以封闭。”在这一手令下,《文星》被封,就在眼前。不过,《文星》的问题是李敖,如果李敖与《文星》脱钩,《文星》仍然有救。在此一“希望”下,在蒋介石秘书长张群的“党党相护”下,萧同兹向蒋介石上了报告,“为《文星》杂志办理不善,受有停刊处分,为免于被外界利用,致产生不妥倾向,拟即由同兹负责整理,谨报请鉴察”。萧同兹的报告措辞谨惟,虽为《文星》上报告,却处处站在蒋介石利益进言,所谓“为免于被外界利用,致产生不妥倾向”、所谓“近闻海外有‘左’倾分子托于言论自由之说,阴有支援文星,亦恐因此影响政府之威信”等等,都是站在这种立场进言的。报告文字洗炼,是出于李晋芳之手,再经黄少谷改正过的。这种文字,再经张群过目后,认为可以打动蒋介石,于是张群就附上相应的签呈,张群的签呈和萧同兹的报告送到蒋介石面前后,蒋介石在张群、萧同兹、黄少谷、黄杰四个人的老面子下,基于他自己的利益,终于网开一面,批示“可如拟试办”五个字。于是张群得令于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六日,以“极机密最速件”,写信专送给萧同兹,报告佳音。就这样,《文星》由萧同兹“老年人接青年人棒子”,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由萧同兹出面来挡,使《文星》度过险境。但是到了一九六七年,《文星》杂志停刊一年处分已满,依法原可以自动复刊的,但是二月二十三日,国民党中四组以“五六宣五OO三七”号密件致萧同兹,说是“据有关方面会商结果,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文星》杂志不宜复刊”。于是,就在党的命令超过行政命令下,《文星》杂志永不复起。这就好像先用行政命令把你打昏,然后再用党的命令把你杀死。蒋介石纵使一时看老同志的老面子,放过《文星》,但蒋经国率领的一批政战系、情治系、党政系的人们,绝不放过《文星》。因此,萧同兹虽“心力交瘁”的挽救,《文星》改组仍不会成功。拖到一九六八年,官方终于忍不住了,首先,官方开始在税务问题上面找《文星》的麻烦,希望能够查出逃税漏税的证据,用做借口。不料,《文星》早防到这一着,税务机关追查之下,竟发现《文星》连卖一张报纸,都会自动开发票?选在这种简直无懈可击的情况下,官方除非走栽赃嫁祸的路,也就别无他法。于是,官方决定硬来了。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的下午,警总纠合各路人马,突击搜查《文星》资料室。三天以后,萧同兹座车开始被跟踪;第四天起,《文星》书店门口有“计程车”两部及便衣多人驻守不去。情势发展至此,可见蒋经国他们的确不经过张群,“直接上报而要径自执行”了。萧同兹感到“与人刃我,宁我自刃”,就在二月五日写信给张群,“惶悚待命”了。萧同兹不愧是老于世故的,明明是你蒋介石两面做人、逼我关门,可是我绝口不提一个字,反倒字里行间,哀哀请求你恩准我自我结束。张群收到信后,只好转呈蒋介石,蒋介石批了一个“阅”字,意思是说知道了,你就去停业吧。于是,苟延残喘了两年的《文星》终于还是难逃一死了。 虽然蒋介石那边决定了《文星》停业,但在蒋经国这边,却照旧一不做二不休开始抓人,以期把案子落实。在《文星》宣告结束的广告与海报出现后,《文星》读者为了抢购、为了抗议,也为了惜别,天天挤满了书店,买个不停,场面之大与声势之壮,也足欣慰,令他人胆寒。到了三月三十一日晚,是《文星》最后一天,正赶上星期日,整日书店挤得水泄不通,其中甚至有国民党大员如陈建中等,也混进来买书而去。十点后萧孟能亲去书店,在慰问中陪读者度过了最后的两小时,到子夜十二点,正式结束。这时书店门口便衣与“计程车”很多,一个特殊身份的“客人”,一直陪到最后,临出店门,还在橱窗前看了好一会儿才走。 星沉之后,《文星》风潮的动力李敖,被封笔、被跟踪、被监视,最后因彭明敏案被诬指为“台独五大中央委员之一”而入冤狱五年半。李敖入狱之前,作家柏杨因刊登大力水手漫画,被指为讥刺蒋氏父子而入黑牢。柏杨原是蒋经国文学侍从之臣,根本无意逆蒋氏父子之鳞,而李敖则是存心对着干的。可见在蒋氏父子眼里,无意也好,有心也罢,只要冒犯了圣颜,就得由特务来收拾,打入黑狱,滥施刑罚来以儆效尤。 由此可见,《文星》虽由老国民党员萧同兹来接管,仍然不行,亦就不足为异了,因为赶尽就要杀绝。有人以为雷震若仅书生论政,不去组党,不会出事,亦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胡虚一已举证说明,组党之前,蒋介石就想以高价收买《自由中国》,然被雷震所拒,已触蒋氏之怒(胡虚一《雷震与蒋介石交恶述源》,载《清算蒋介石》,页二七七至二八四),所以不组党还是会被封。《自由中国》反对蒋违宪连任,就会被消灭。组党不过是冒犯之一,任何冒犯都会导致同样的命运。 蒋介石从一九五O年三月一日复职起,到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死亡止,前后二十五年之间,他的总统身份,都是非法的。即使蒋介石以强势在一九五O年三月一日复职后,非法总统干到一九六O年,还是出了大问题,因为“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七条明定:“总统副总统之任期为六年,连选得连任一次。”可见纵使一九六O年以前干的都合宪法,一九六O年到了,既满了两个六年,也不能再超过“连任一次”的限制,也得下台。但一九六O年将届,蒋介石再变花样,以使国大代表加薪到和立委相同等贿选手段,由非法的国民大会通过了修改动员戡乱时期临时修款案,竟通过“动员戡乱时期,总统副总统得连选连任,不受宪法第四十七条连任一次之限制”。一九六O年三月十一日,蒋介石公布了这一条款,十天以后,他就凭这一条款再干上第三任“总统”,以后如法炮制,至死方休了。 在蒋介石一连二十五年的非法总统过程里,一九六O年的一次,是个重要关口,因为这次违宪,比复职那次违宪还明确,照台湾“宪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根本没有第三任,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包括胡适、张君劢等海内外有识之士,十目所视、十指所指,都不赞成蒋介石再连任,所以蒋介石悍然违宪,必须要费一阵手脚。蒋介石在头一年召见钱穆,问以“此次选举,汝是否有反对我连任之意”,就是全盘手脚中的一个小动作。钱穆在蒋介石追问下,挺不起腰杆,否认此事。蒋介石“随即起身向书架取书”,要用书证明钱穆的否认不可靠。钱穆当时即连忙说:“总统勿再检此书,应是我民国三十九年初到香港时所写向政府进忠告,并非为选举总统事而发。”当年钱穆的文章题为《反攻大陆声中向国民政府进一忠告》,登在一九五O年四月二十日香港《民主评论》第一卷第二十期。统观全文,钱穆谈到的,纵全做反对连任解,也不过希望蒋介石功成身退而已。但是蒋氏猜忌之心,居然会在近十年后突然迂回而至,来兴问罪之师。当然,钱穆对蒋介石功成身退的希望,原是一种马屁,第一次假定在抗战胜利后,第二次假定在反攻大陆后,后者尤属一种天方夜谭。但是,纵属假定,蒋介石也是不高兴的,他的素性是大权在握、至死方休的,你叫他“适可而止,急流勇退”,他就会给你颜色看。所以,一九五九年九月召见那一次,钱穆虽以逊谢之态,一再解释,但蒋介石“屡颔首,不做一辞”。最后,虽“已届午刻”,却连一顿饭都不赏钱穆吃。这种小动作,看破以后,都是有文章的。 蒋介石撤退到台湾,不能说不痛定思痛,然而他的“痛定”是并非民主不够,而是独裁不足,张群先意承旨,早于一九五一年一月十六日在总统府大礼堂召开的行政院设计委员会上,公然指出宪法必须修改,陈诚还补充说,“当年结束训政与制订现行宪法因受党外影响”,回到大陆后可研究仍采用训政。最后决定“权在总裁”,做最后的决策,日后一再违宪连任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蒋介石发表了《中山楼中华文化堂落成纪念文》(收入《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三册),大唱发扬中华文化的高调,国民党人群起附和,称之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此一运动是否复兴了中华文化呢? 事实上,文化其名,政治动机与目标其实。从此一运动发生的时间就可以知道,那是针对毛泽东在大陆上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来的。毛要革文化的命,蒋就要复兴文化给毛看,基本心态就是如此。只是孤岛上的草山老人,力不从心,隔岸观火,杯水车薪而已。 蒋介石倡导的“文化复兴”,其政治性是十分明显的。他本人就毫不隐饰地把中华文化与三民主义挂钩,把孙中山与中华一贯的道统文化挂钩,更侈言:“今日复兴基地之台湾省,实为汇集我中华文物精华惟一之宝库。”(《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三册,页四二三O)在蒋介石的政治号召下,全台湾各界人士热烈响应,于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在阳明山成立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通过推行纲领与组织章程,并请蒋介石为会长。一呼百诺,又略见法西斯的臭味矣。 中华文化并没有在文化沙漠中复兴起来,由于复古意味较重,也不可能复兴起来,更与现代化运动有碍而少益,倒是可以勉强称之为反毛反共运动,或重振三民主义运动。蒋介石希望这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运动,但是像当年的“新生活运动”一样,昙花一现,无疾而终。如今蒋氏王朝终结之后,连三民主义都要被取消了、连中国文人都要被视为外国文化了,文化复兴运动之无根,可见一斑。 总之,在政治高压下、思想冰河里、文化沙漠上,蒋介石为所欲为,死而后已,无人可以阻拦。在父亲的荫庇下,蒋经国一再高升,由主任而后部长、部长而后院长、院长而后总统,似乎是水到渠成,实际上莫不是刻意的安排。

【记者黄国樑/台北3日电】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回顾「五四」迂迴走过的百年历史,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胡适纪念馆主任潘光哲说,「五四」作为一个思想因子,成为台湾反抗运动与民主发展的潜流与动能,影响台湾后来的政治发展。为反共迁台 知识人未必拥蒋他接受访问表示,很多五四时期的知识人随着国民政府到台湾来,譬如傅斯年与罗家伦是五四运动当天的学生领袖,「五四宣言」是罗家伦写的,游行队伍的总指挥则是傅斯年,他们来台的原因是为了反共,未必拥蒋,拥蒋是无奈的抉择,但这毕竟是台湾先天的优势。潘光哲说,拿胡适来讲,胡适很早就将孙中山对于五四的诠释纳入他自己对五四诠释的一部分,孙中山在1919年后也看到新思潮发展,于是由他底下的干部们例如廖仲恺、胡汉民与戴季陶等,办了不少回应新思潮的刊物,譬如「星期评论」,胡适还写过文章「欢迎我们的弟兄星期评论」,登在「每周评论」上。潘光哲指出,孙中山对于五四的评价所以会被胡适纳入,就是因为孙中山主张「革命必先革心(新)」,既是心理的心,也是新旧的新。思想的改变就是很重要的因素,所以才派干部去办刊物。胡适即引用了这个观点,认为国民党是具有这样一个革新的内在动力。老蒋 只强调五四是爱国运动胡适来台后,最高权威却是蒋介石,蒋是以他在「中国之命运」对五四运动的批评集其大成,只强调五四是爱国运动,与五四追求的德先生、赛先生反而批判较多,他认为德先生意味自由主义,就会造成集体纪律散漫,赛先生原应是中性的,蒋却主张科学要为政治服务。他说,胡适与殷海光对五四的诠释,具有反抗政治威权内涵,成为「反抗党国体制的思想资源」,这尤其在殷海光那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他说,纪念五四是殷海光的生命仪式,每年五四时,殷海光都要写一篇文章。1969年刚好是「五四」50周年,他写了「五四精神的隐没与再现」,四个月后殷海光就去世了。撰文念五四 殷海光生命仪式潘光哲说,殷海光一辈子为「五四」招魂,而这个魂就是他心目中理想的民主、自由与科学。这跟国民党意识形态有很遥远的距离。像他会说,学生在政治的高压禁锢底下,一个一个被腌成了鹹菜,或是变成了冲锋陷阵的火牛,不由自主地跟着党国体制的宣传起舞。他说,即使来台的五四领袖罗家伦,身处此情境下都不得不低头。例如五四有一重要的内涵即对传统文化再估价,但在台湾体制下,老蒋说要组织孔孟学会,其理事之一竟是罗家伦。雷震写信给殷海光,说五四要到了,请他写一篇社论,殷海光就意兴阑珊地回信说,你应该找五四老人写,雷震回说,五四老人都去做了孔孟学会理事了,还期待他们有所作为吗?独尊孔孟 胡适拒绝当发起人他说,组织孔孟学会是蒋介石最高旨意,还请胡适当发起人。胡适回应,「我从年轻就主张诸子百家一律平等,不能独尊一家,我已年老,改变不了我的思想习惯」,拒绝担任。他说,胡适、殷海光就是如此表达抗议与不满,一路传承下来,「五四」成为一个政治符号,用来反抗党国体制。例如1979年美丽岛事件或接续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的野百合学运。他认为,像六四发生后,学生在校园声援六四,虽未必打着五四旗号,五四仍是它的潜在动力源头。两岸对话 五四仍可共同引用中研院院士张玉法则说,就五四的精神脉络而言,「自由中国」在台湾具有「五四」传承的第1代反抗刊物,接着第2代是「文星杂誌」,这两者是外省人创办的,直到蒋经国时期的「大学杂誌」,才开始有本省人参与,而第四代从「台湾政论」开始,只着重本土立场。但张玉法亦认为,「台湾政论」等仍会选刊早年的「自由中国」的文章,从而仍有五四的精神贯穿其间,五四确对台湾的民主发展发挥若干作用。他认为,五四仍然是两岸未来对话,可以共同引用的思想资源。中研院2日举办五四运动学术研讨会,院长廖俊智出席。记者曾吉松/摄影国民政府迁台后,胡适(左)仍不时对蒋介石提出建言。记者许正宏/翻摄

在一九八七年台湾解除戒严之后,言论思想空间愈趋开放,「五四传统」在台湾固然展现为百花齐放的图景,却也越来越纳为学术体制的知识生产事业,不再是企图做为与时代脉搏同步共应的「思想资源」了。

任教台湾大学中文系多年的台静农,是众所周知的知识/文化人,学术专业之外,书法、篆刻等等堪称一绝。然而,身浴「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他,身处在「白色恐怖」的潜在桎梏,对于提携过自己,谊在师友之间的鲁迅,即便是在酒兴醉酣之际,依旧绝口不提。「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与鲁迅并峙的胡适,归骨埋骸于台湾,自然是战后台湾传递「五四火种」的起跑者。可是,这方薪传空间,也逃脱不了党国威权体制「魔掌」的控制,在台湾再度出版的《胡适文存》,凡是批判孙中山和国民党的「不敬」之语,绝对「不合时宜」,非删不可。只是,谁都料想不到,动手「阉割」《胡适文存》的,居然是胡适本人。

一叶知秋。本来是丰富多彩的「五四」图像,在战后台湾的文化/言论界里,显然被有意而又无奈的涂抹擦拭。回首收拾台湾文化思想脉络里的「五四传统」,既是台湾思想史的一页转折,也是反映台湾政治社会变迁的一面镜子。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做为「五四」的具体里程碑,在此之后,与中国一水之隔的台湾,也尝捲入「五四」掀起的怒涛里。如「五四」的代表刊物:《新青年》刊布的文字,就陆续转载于《台湾民报》;张我军发表在《台湾民报》上的〈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更深具将白话文学导入台湾的标志意涵。可以说,一九二○年代台湾的新文化运动确实深受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可是,介绍「五四」讯息的《台湾民报》,在台湾本土的销数其实不多。可以想见,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之下,殖民地台湾的「五四传统」,未必可以建立雄厚的社会基础,涓流不息。

战争结束,台湾归为中华民国版图,怀抱壮志,远行渡海而来担任台湾省编译馆馆长的许寿裳,即倡言「台湾需要一个新的五四运动」,愿将他的好友鲁迅的思想和创作积极传播到「宝岛」。他的行动,却遭遇到国民党台湾省党部方面发动的无数攻击。许寿裳在台湾建立起「五四传统」的企图,更伴随着他的莫名之死,归为幻影。可以这样说,早期台湾本土的「五四传统」,是被学术工作者「发现」出来的。挖掘台湾本土的「五四传统」,让这幅思想图像,重见青天,都是后来的事了。

势随时转。随着一九四九年中华民国政府转移来台,党国威权体制竟在台湾陡然耸立,影响所及,几如水银泻地。在这样的严竣岁月里,「五四传统」则如足可和党国威权体制意识形态相互抗争的「思想资源」。

正如做为一九五○年代起而批判党国威权体制的代表性论坛《自由中国》,它的主要负责人雷震,深感党国威权体制发动「孔孟学会」,声言「孔孟学说,为我国文化根源」这等宣示的意义,不容小觑,于是邀请《自由中国》的主力写手之一殷海光,表示「他们搞孔孟学会,我们还搞五四」。殷海光于是发表了以〈五四是我们的灯塔!〉为篇名的社论,倡言:「今后欲救中国于深渊,并没有其他奇径可走,还是只有实行民主采纳科学」。

其实,在每年五月上旬时分,固定发表以「五四」为题的文章,可以说是殷海光生命史的「仪式」,特别是在《自由中国》时代,自一九五七年起,他连续四年,年年都有阐述「五四」之作,或是竭呼重整「五四精神」,或是主张「跟着五四的脚步前进」,或是要求以「五四」为典范,「展开启蒙运动」,持续推动为「五四」「招魂」的笔耕事业。待得一九六九年「五四」的五十周年之庆,他又发表了〈五四的隐没和再现──为五四运动五十周年而作〉。四个月后,殷海光的生命史就画下了句点。自称「五四儿子」与「五四后期人物」的殷海光,用他的生命,展现出战后台湾「五四传统」的一种典范:「借五四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将关于「五四」方方面面的研究与阐述,转化为批判现实政治社会与文化思想处境的「战斗元素」,正如同殷海光不无感慨而又带着希望诉说,「五四运动倡导『民主』及『科学』」,即便在现实里完全落空,依然「有许多人不断的追求」,所以它们「迟早可能有再现的日子」。

对比于殷海光笔下诠释的「五四传统」及其可能影响,与现实威权体制站在一起,扮演「文化御林军」角色的文人,不是没有敏感度的。就如同在台湾时期长期任教于国民党军方教育系统,屡屡撰文宏扬「总理遗教」与「总裁训词」之「微言大义」,并批判「毛泽东思想」而不辍的任卓宣,便批评殷海光的〈重整五四精神!〉,斥责这篇文章的「作者不学无术,依据多年来五四文化运动底误解,信口开河」。至于殷海光声言要「跟着五四的脚步前进」的述说,同样也被批判为「其用心之刻毒,实亦罪不容诛」。

显然,在肃杀岁月里的战后台湾,如何建立/诠释「五四传统」,在意识形态的战场上,不仅占有不容忽视的一页;党国威权体制与它的批判者,两军之间,更曾赤裸裸地交锋过。

「大江总是向东海奔流的」。随着党国威权体制在台湾的愈趋弱化,「五四传统」的图像,也逐渐拨云见日,朝着还给「五四」一个「本来面目」的方向前进。当然,要想理解「五四」的「本来面目」,也历经了曲折的过程。如周策纵以英文写成的名着《五四运动史》,署名杨默夫编译的版本,是它的中译本在台湾的初度问世,却经过大量删节,特别是批判「以蒋介石为首的保守派」等等对于「新文学与白话文态度冷淡,反而倾向于彰显民族遗产」、「要求一般百姓读经尊孔」等等论述,统统难见于青天。可以想见,这部经过大量删节的译本,可能形塑的历史认知,其实是「五四传统」的残阙面貌。在一九八七年台湾解除戒严之后,言论思想空间愈趋开放,「五四传统」在台湾固然展现为百花齐放的图景,却也越来越纳为学术体制的知识生产事业,不再是企图做为与时代脉搏同步共应的「思想资源」了。

叩问历史丰富多彩的场景,可以让人们得到各式各样独特鲜明的生命和思想体验。但是,如果基于现实的需要,与历史进行「对话」,甚至于「弱水三千,单取一瓢饮」,即便意蕴深长,却难免将复杂的历史图像「简单化」、「意识形态化」。疏理再现台湾的「五四传统」,无疑可以帮助我们对于自身的来时历程,进行更为多样的省思。

编辑:历史资讯 本文来源:殷海光与徐复观,对山东的一页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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