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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邯郸禹会村遗址出土植物遗存解析,小不点

时间:2019-10-10 02:08来源:考古新闻
摘要    禹会村遗址位于安徽省蚌埠市淮河东岸的禹会区,是一处龙山时代中晚期以祭祀为主的大型礼仪性建筑基址。通过2009年和2010年的浮选,禹会村遗址出土了稻、小麦和粟三种农

摘要

    禹会村遗址位于安徽省蚌埠市淮河东岸的禹会区,是一处龙山时代中晚期以祭祀为主的大型礼仪性建筑基址。通过2009年和2010年的浮选,禹会村遗址出土了稻、小麦和粟三种农作物,黍亚科、莎草科、豆科、藜科、蓼科、苋科、葫芦科、茄科和蔷薇科等常见的杂草和未知种子。

禹会村遗址发现水稻、小麦和粟三种农作物,其中以水稻和小麦为主。遗址出土的杂草主要以大量的莎草科和一定量的禾本科为主,并伴随有水稻、小麦的基盘和穗轴。以上植物遗存的发现,很可能与龙山时代当地的农业生产生活及祭祀活动有关。

 

 

关键词:禹会村遗址;浮选;炭化植物遗存;农作物;杂草

 

 

尹达系我系2008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植物考古学;导师:赵志军教授

摘  要
    瓦店遗址是河南省中部的的大型龙山文化遗址,同时也是龙山时期颍河中游地区的中心聚落,然而瓦店遗址龙山时期的植物遗存分析还是空白,作者在瓦店遗址开展了系统的浮选工作,获得了丰富的炭化植物遗存,瓦店遗址浮选出土的植物遗存主要包括炭化木屑和植物种子两大类,植物种子包括粟、黍、稻、小麦和大豆五种农作物和黍亚科、豆科、藜科、莎草科、大戟科、葫芦科、蓼科、苋科等常见的杂草,以及野大豆、紫苏、葡萄、水棘针、酸枣、野山楂、桃等。
    此次瓦店遗址浮选结果中共发现了五种不同农作物,即粟、黍、小麦、大豆和稻谷,这与史料所记载的“五谷”之数恰好一致。通过对瓦店遗址出土的杂草的分析,本文可以看出杂草中以黍亚科数量最多,其中又以狗尾草属的数量为最,且黍亚科与粟黍的出土数量呈现出相关性,黍亚科的种子很可能是旱地杂草。瓦店遗址又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喜湿的杂草,如莎草科、紫苏等,还有出土一定数量的水稻小穗轴,这些植物遗存的出土很可能与稻作农业的生产加工相关。

摘要:安阳殷墟是晚商都城,经过对殷墟刘家庄北地、大司空村、新安庄三个地点进行系统浮选,我们不仅发现了殷墟遗址过去没有出土过的大豆遗存,且初步建立了殷墟以粟为主,以黍、豆为辅的农作物结构。殷墟的浮选结果可以代表晚商时期商文化圈农作物结构,这个结果与非商文化圈有较大的差异。

小不点讲出大故事—学者“透视”东赵遗址炭化植物遗存 发布时间:2017-06-29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网作者:张春海点击率: 隐藏在考古遗址的土壤中的炭化木屑、植物种子等,是难被找到的小不点。而经过学者的一番细致研究,它们却能够“讲述”出大名堂。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学者合作,发表了有关郑州东赵遗址炭化植物遗存所记录的夏商时期农业特征及其发展过程的研究成果。 了解中原农业演进的东赵样本 郑州地区位于中原腹地,是龙山时代王湾三期文化、夏文化及早期商文化的核心分布区,在中国史前社会复杂化进程、国家起源与早期发展研究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农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是早期国家产生与发展的重要基础条件之一。近年来,为了解距今4500-3500年前中原地区经济技术发展状况及其与文明演进的关系等题,考古工作者对郑州及周边地区多个龙山时代至夏、商时期的遗址开展了植物考古研究,主要有登封王城岗、南洼、新密古城寨、新砦、郑州商城及禹州瓦店等遗址。研究结果显示,郑州及其周边地区龙山晚期至夏商时期的农业经济是一种包括粟、黍、水稻、大豆和小麦5种作物在内的多种作物混作的农业模式;同时,各遗址出土炭化植物遗存的种类、数量及出土概率分析结果表明,该区域至迟自龙山晚期始,农业经济已经确立了其在人类经济活动中的绝对主导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目前学术界已对郑州地区龙山晚期至夏、商时期农业发展状况有了整体上较为清楚的认识,但仍存在一些问题需作进一步深入研究。 据悉,东赵遗址位于河南省郑州市西郊高新区沟赵乡东赵村南,北距黄河约20千米,东距须水河约2千米,遗址中心地理坐标34°47′33″N,113°30′23″E,海拔120米,面积约100多万平方米。自2012 年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对东赵遗址进行了大规模连续的考古发掘,累计发掘面积6000平方米,发现新砦期、二里头期及商周时期的小、中、大型城址3座,清理出城墙、城壕、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及灰坑、窖穴、水井等重要遗迹单位多处,鉴于东赵遗址在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及国家起源等问题研究上的重要地位,该遗址被评为“201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对该遗址出土的新砦期、二里头期和二里岗期不同阶段炭化植物遗存进行研究,可为学者提供有关郑州地区夏代前期至商早期农业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信息,对重建中原核心区文明化进程与国家产生关键阶段农业经济的结构及其发展演进过程有重要意义。 研究者介绍,东赵遗址的浮选样品采自2012—2014年度的考古发掘。取样采用针对性采样法,即以各种性质比较明确的遗迹为主要采样单位,在发掘过程中每发现一处遗迹随即采取一份浮选土样,采样单位包括灰坑、城壕、水井、灰沟等。由于本次发掘区域集中在二里头时期的城址范围内,故采集的土样以二里头时期的为多,共有164份,新砦期和二里岗期的土样量皆为37份。西周时期地层因遭后期人为破坏,保存较少,仅采集2份浮选土样。此次浮选土样合计240份。 东赵先民食谱已“五谷”皆备 该论文的第一作者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副教授杨玉璋。他介绍,从统计结果来看,炭化粟粒在东赵遗址三个不同阶段的浮选结果中,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出土概率都明显高于其它农作物品种,表明粟是当时先民消费的主要农产品。炭化黍的绝对数量相对粟而言明显要少得多,但显着高于其它3类农作物,同时,其出土概率也仅次于粟,表明黍在当时也有较大的种植规模。栽培大豆、小麦和水稻遗存皆自二里头时期开始出现,其中,大豆遗存的出土概率相对较高且较为稳定,也应是东赵先民稳定的食物来源之一,而稻谷和小麦遗存在东赵遗址农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相对较小。总体而言,东赵遗址新砦期至二里岗期的农业经济是一种以粟、黍种植为主,兼有大豆、水稻和小麦种植为辅的“五谷”皆备的多种农作物种植模式,但在不同阶段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东赵遗址以粟类作物为主的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与大体同时期郑州及其周边的登封南洼、新密古城寨、郑州商城遗址植物考古研究结果一致,进一步证实了郑州地区裴李岗文化以来盛行的以粟、黍为主体的旱作农业传统的长期稳定的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东赵遗址稻谷遗存出土概率低于15%,而同属郑州地区的新密新砦及邻近的瓦店遗址,其炭化稻谷的出土概率都超过了50%,王城岗遗址二里岗期稻谷遗存的出土概率甚至达到72.7%,研究者认为瓦店与新砦遗址中都有明显的来自山东龙山文化和湖北石家河文化的因素,其水稻遗存的绝对数量和出土概率较高的原因可能是受了上述两支文化的影响。众所周知,稻属植物原是一种伴水生的热带植物,但其栽培种在人的帮助下可以在多种生态环境中生存。上述两处遗址分别临近淮河上游的颍水和双洎河附近,因此并不排除当时遗址附近有较为适合水稻种植的自然环境,从而出现较大规模的水稻种植。东赵遗址周边为地势平坦的黄土堆积,无大面积湿地或水体,其气候、水文和土壤条件相对不利于水稻的大面积栽培,这可能是该遗址以种植粟、黍为主,而水稻较少的主要原因之一。 研究者介绍,东赵遗址浮选结果发现了较为丰富的古代植物遗存资料,包括炭化木屑和炭化植物种子两大类。其中,炭化植物种子以粟、黍、大豆、小麦和水稻5类农作物为主,其绝对数量占整个炭化植物种子的75%。遗址包含自新砦期至两周时期基本连续的文化序列,特别是新砦期至二里岗期出土的五种农作物,对于了解郑州地区当时的农业生产特点及其发展过程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根据炭化植物遗存分析,可以得到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东赵遗址自新砦期至二里岗期的农业生产始终保持着以种植粟、黍为主的特点,大豆也是该遗址先民稳定的食物来源之一,而水稻在整个农业经济结构中的比重一直很低。 第二,二里头期农业经济中粟、黍两类农作物的比重进一步上升,同时,新发现大豆、稻谷和小麦三类作物遗存,其中,大豆的种植已具有一定的规模。小麦遗存的发现表明,二里头时期该作物已传播至以郑州为代表的中原腹地,单一种植制度转变为包括稻谷、小麦和大豆在内的“五谷”皆备的农作物种植制度,农业的整体水平进一步提高。 第三,东赵遗址二里岗期的农业种植仍然以粟、黍两类旱地作物为主,且这两种作物在当时农业经济结构中的比重仍在继续上升,大豆和水稻的种植与二里头期相比变化不大,但小麦的种植在这一阶段发展非常迅速,从其出土概率来看,其已成为东赵先民非常重要的农作物品种之一。 第四,炭化杂草种子的量化分析结果显示,东赵遗址新砦期先民的旱田管理技术已有较高水平,自新砦期至二里岗期旱田管理水平不断进步,而遗址先民的水田管理水平相对不高且一直未有明显进步。 这项研究得到了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015CB95380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5YJA78000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472148、41502164),同时受到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资助。

关键词:植物遗存;浮选;农作物;杂草

作为晚商的都城,殷墟曾经零星出土过植物遗存,见诸报导的有:水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发掘)、小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1997 年浮选)、粟类(后岗圆形祭祀坑、76 小屯西北地H30、刘家庄北地H2498、安阳队1997 年浮选)。这些植物遗存为我们了解晚商农作物种类提供了重要线索,但不足以系统揭示晚商农作物结构。

 

殷墟遗址的植物遗存对我们研究晚商农业有着重要价值,是我们构建晚商农作物结构的基石之一。为系统了解殷墟的植物遗存状况,笔者于2015 年夏对安阳队发掘之刘家庄北地、大司空村、新安庄三个地点的样品进行浮选,取得较为系统的植物遗存证据。现介绍各个遗址点情况和浮选结果,并对浮选情况进行综合研究。

刘昶系我系2007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植物考古;导师:赵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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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遗址及样品概况

刘家庄北地遗址点位于安钢大道以南的同乐花园北区范围内,2015 年夏住房基建施工时发现一个金属窖藏坑,随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发掘。该遗址点主要文化内涵包括:金属窖藏坑、灰坑、房址、水井、墓葬等。从遗址的性质来说,刘家庄北地遗址点靠近刘家庄北地手工业区和苗圃北地铸铜作坊区,且出土大量金属锭,可见刘家庄北地遗址点应该与铸铜作坊有关。该遗址点浮选采集24 个灰坑单位、80 份土样,每份样品土样量在7-14 升不等,总土样量近千升。

大司空村是殷墟考古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发掘地点,位于洹河北岸,自上世纪30 年代,一直持续发掘到如今。这些发掘显示,大司空遗址(可能是多个小聚落的集合)功能区分明显,豫北纱场及纱场以北是墓葬、居址杂居之地,纱场以南洹河以北是手工业作坊区,这种布局显示手工业作坊对水源的需求。本次浮选的土样来自2014-2015 年发掘区,分布于豫北纱场北地,发掘者现场采集21 个单位、46 份灰坑或房址土样,每份样品土样量在3-15 升不等,总土样量为五百余升。

新安庄位于刘家庄北地遗址点的东侧,是苗圃北地作坊群中的铁三路骨器作坊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与苗圃北地铸铜作坊有所关联,遗存内涵包括房址、灰坑、窖穴、水井、祭祀坑、墓葬等,可见这也是一处与手工业作坊区有关的“居葬合一”场所。本次浮选土样来自2015 年度的发掘,凡18 个灰坑单位20 份样品,每份样品土样量在5-10 升不等,总土样量为150余升。

以上三个地点的样品阴干后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由笔者使用水波浮选仪浮选。收取轻浮的分样筛规格为80 目。轻浮部分被运送至山东大学第四纪考古实验室,完成炭化植物遗存的鉴定分析。鉴定使用了尼康SMZ100 显微镜,炭化植物种子和果实拍照使用了DS-5M-L1 尼康数字相机系统。鉴定过程得到山东大学陈雪香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杨金刚老师的指导与帮助。

二、浮选结果

以上,安阳殷墟刘家庄北地、大司空村、新安庄三个地点共计浮选146 份样品,总土样量为1630 升,浮选结果如表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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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刘家庄北地遗址点的浮选结果

刘家庄北地遗址点浮选共获得大于1毫米炭屑216.4g,炭屑密度为0.225g/L,这个数值并不算高。刘家庄北地遗址点发现植物种子(不包括不可鉴定部分)2442 粒,种子密度为2.545 粒/L,与时代相近的山东济南大辛庄遗址、扶风周原遗址王家嘴地点相比,这个数值较低,略近于江西牛城遗址的种子密度。

在2400 多粒植物种子遗存中,植物杂草数量较少,仅350 粒,占全部种子的14.3%;绝大多数都是谷物种子,有2085 粒,占全部种子的85.4%。在谷物遗存中,粟的数量最多,占出土谷物总数的94.96%;出土概率也最高,为94.9%。黍、大豆的出土数量大致相似,皆占谷物总数的百分之二点多,但黍的出土概率要略好于大豆。水稻和小麦是本次浮选较重要的收获,数量极少,且皆残破,所幸特征明显。这暗示,刘家庄北地的谷物浮选结果是粟为主,以黍、大豆为辅,水稻和小麦再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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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50 粒杂草种子中,有9 粒为未知,有12 粒只能鉴定到科,分属于黍亚科和豆科;还有329 可以鉴定到种属。这329 粒杂草种子分属于14 个种属,以黍亚科的狗尾草和马唐、豆科的胡枝子和草木犀、藜科的藜属为主,合计306 粒,占所有杂草种子的87.4%。尤其是狗尾草,数量高达152 粒,值得注意。其他重要杂草种子还有马鞭草科的荆条,有12 粒;剩下种属(如图版九-图版一二)植物种子遗存一般只有1-3 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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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刘家庄北地还发现7 粒果实,其中只有酸枣可鉴种属,仅1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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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司空村遗址点的浮选结果

大司空村共获得大于1 毫米炭屑73.1g,炭屑密度为0.14g/L,数值较低。该遗址点发现植物种子(不包括不可鉴定部分)3000 粒,种子密度为5.79 粒/L,高于刘家庄北地的种子密度,略低于济南大辛庄遗址的种子密度。

在3000 粒植物种子遗存中,谷物种子有1918粒,占总数的63.9%;杂草种子有1082 粒,占总数的36.1%。谷物遗存只发现粟、黍、大豆三种,且以粟为主,有1845 粒,占谷物总数的96.19%;粟的出土概率也最高,为95.3%。大司空村遗址点出土的炭化黍有47 粒,炭化大豆有26 粒,黍的数量高于大豆;且黍的出土概率为41.9%,大豆的出土概率为32.6%,黍在出土概率上也占优势。这说明大司空村的谷物遗存以粟为主,以黍、大豆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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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82 粒杂草种子中,未知种属者11 粒,只能鉴定到科的52 粒,分属禾本科、黍亚科、豆科、苋科、莎草科、菊科;可以鉴定到种属的有1019 粒,分属14个种属。这14 个种属中,黍亚科的狗尾草和马唐、豆科的胡枝子和草木犀、藜科的藜属、唇形科的水棘针、茄科的酸浆属数量较多,尤其是狗尾草和马唐,都超过300 粒。其他种属(如图版一九-图版二三)植物遗存都不超过10 粒,远远无法与上述几种植物种子遗存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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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安庄遗址点浮选结果

新安庄遗址点共获得大于1 毫米炭屑为9.1g,炭屑密度为0.059g/L,数值极低;植物种子该遗址点发现植物种子(不包括不可鉴定部分)151 粒,种子密度为0.99 粒/L。新安庄出土的谷物遗存最多,有136粒,占种子总数的90.1%。谷物遗存以粟为主,有130粒,另外还发现4 粒黍、2 粒大豆。出土的杂草种子14粒,仅占种子总数的9.27%,且其中有1 粒是未知种属者;其他杂草种子主要有狗尾草、马唐、胡枝子、藜属、铁苋菜等。可能属于的果实的有1 粒葡萄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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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浮选结果分析

基于以上浮选结果,我们可以对安阳殷墟出土的植物遗存略作讨论。

1.关于杂草比例的讨论考古遗址中出土的杂草往往与农作物具有相同的生长环境, 或是农田杂草在谷物加工过程中的遗留, 所以遗址中杂草所占比例的多寡可以反映出遗址的功能。一般而言,生活区内可能存在农作物加工活动(如脱离、脱壳过程中就很容易产生伴生杂草种子),所以杂草数量相对较多;而在手工业作坊区,或许因为存在专门的粮食供给而较少产生谷物加工证据,杂草的数量百分比可能会低于一般的生活区。

就殷墟刘家庄北地、大司空村、新安庄三个地点的浮选情况来看,无论是总数百分比(即该遗址出土杂草数量占所有植物种子的比值),还是种属百分比(即该遗址出土杂草种属数量占三个遗址所有种属的百分比),大司空村都拥有更丰富的杂草比值,这与发掘区属于大司空遗址群生活区有关。图二同样显示,刘家庄北地和新安庄浮选的杂草比值较低,这正好反映出两处遗址手工业作坊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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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殷墟的农作物结构

从殷墟三个地点的浮选谷物绝对值百分比和出土概率来看,我们知道:三个地点出土的粟无论在绝对值百分比,还是出土概率上,都处于一个绝对的统治地位;黍与大豆绝对值百分比远远无法与粟相比,但二者都有一定的出土概率,说明黍、大豆在这三处遗址点中的地位也较高;水稻和小麦则无论是出土数量还是出土概率,都无法与粟、黍、大豆相比,表明水稻和小麦不是殷墟常见的谷物遗存。这一结果说明殷墟三个遗址点具有相似的谷物结构:以粟为主的,以黍、大豆为辅,偶尔出现水稻和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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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结论也可以为人骨同位素证据所证明。就目前而言,殷墟已经公布53 例C/N 人骨同位素数据,结果显示:虽然不同等级人骨的主食丰富程度略有差异,但殷墟人主要食谷;且13C 数据中,绝大多数都趋近于C4 类植物,C4 类植物在主食中的比例超过90%,这表明殷墟人所食谷物中以粟为主。将稳定同位素结果与殷墟三个地点浮选材料相对比,更可以证明以粟为主的农作物结构是殷墟遗址较为普遍的存在。

需要强调的是,殷墟出土过大量喜暖动物遗存,如圣水牛、犀牛、貘、竹鼠、獐、大象等,所以学术界普遍认为晚商气候较现今更湿热。唐际根先生根据安阳姬家屯遗址西周文化层下伏生土的磁化率和孢粉数据,得出商代安阳的气候大体相当于今日长江流域的结论。如果这一结论可靠,那么晚商时期殷墟附近的气候是适宜水稻生产的,但我们目前看到的水稻遗存却少之又少,这或许表明殷墟的农作物结构是由商文化的文化传统决定,而不是由当时的气候环境决定。

四、关于晚商农作物结构的认识

殷墟是晚商都城,殷墟的浮选结果对我们认识晚商农作物结构有着重要价值,下面我们比较殷墟与其他晚商遗址浮选结果的异同。

1.与其他商文化遗址的对比

就已经公布的材料来说,除了殷墟外,济南大辛庄遗址和济南刘家庄遗址也进行过系统的浮选工作,三处遗址的浮选结果大同小异。相似点都是以粟为主,以黍、大豆为辅;不同点在于大辛庄遗址也出土了相当多水稻,但这并不意味着水稻在大辛庄遗址中的重要性就高于黍、大豆,而更可能是由发掘单位特殊背景导致的。济南刘家庄遗址还进行过人骨同位素分析,结果显示该遗址居民主要以C4 类植物为主,同时摄入一定比例的C3 类植物,与该遗址浮选结果一致。

另外,傅稻镰先生主持的颍河中上游谷地植物考古调查项目、赵志军先生主持的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植物考古工作、张居正先生进行的新密古城寨城址植物浮选工作以及吴文婉等主持的河南登封南洼遗址的植物考古工作中都涉及到少量晚商植物遗存,其结果也大致与上述殷墟、济南大辛庄、刘家庄三处遗址大同小异,本文不再复述。

由此可见,虽然各个遗址的农作物结构存在细微差异,但粟在商文化遗址中占据着绝对的支配地位,表明商文化圈是粟作农业圈。

2.与非商文化遗址的对比

造成商文化区相似的农作物结构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地理与环境因素应该是先决条件;另外,相似的文化与社会结构也影响着商文化区内先民对食物的好恶。作为对比,我们可以看到非商文化区农作物结构呈现一种不尽相同的面貌。

江西牛城遗址是深受商文化影响的一处商代遗址,该遗址的浮选结果虽然也是以粟为主,但水稻在农作物结构中扮演着不逊于粟的作用,且牛城遗址除了粟、黍外,没有发现其他旱作粮食。牛城遗址位于赣江流域,地理环境面貌与商文化区不同,所以该遗址有着不同于商文化区的农作物结构;但该遗址又深受商文化影响,所以它的农作物结构也显示了中原旱作农业对它的影响。

商文化以西,陕西周原遗址王家嘴地点先周时期的浮选结果显示,该遗址点虽然以粟为主,但小麦占据着仅次于粟的地位,而高于黍和大豆。陕西以西,甘青地区卡约文化遗址、辛店文化遗址的浮选结果显示,麦类在当地先民农作物结构中的地位甚至有可能超过粟黍。周原遗址位于商文化区向甘青地区的过渡地带,其农作物结构具有以粟为主、以麦为辅的特点,这一方面是由过渡地带地理环境决定的,另外一方面也与该区域位于商文化区边缘、深受商文化农业影响有关。

可见,不同文化圈的农作物结构受特定地理环境、社会文化的影响,各文化圈内农作物结构并不相同。

五、结论

以上,本文介绍了安阳殷墟三个遗址点的浮选情况,显示出殷墟以粟为主,以黍、大豆为辅的农作物结构特点。通过比对其他晚商遗址浮选结果,我们可以大致看出,晚商时期商文化圈内共享大致相似的农作物结构,五谷俱全,但粟始终处于一个绝对主导的地位;而商文化区以南的牛城遗址与以西的王家嘴遗址浮选结果显示,非商文化遗址的农作物结构固然主要由本地地理、气候环境决定,不过也不能忽视文化因素对农作物结构的影响。

说明:本文没有涉及到晚商甲骨文中农作物结构,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课题,需要详细的考证,限于篇幅,作者将在其他文章中专门论述。

(作者:王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唐际根 南方科技大学;岳洪彬 岳占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南方文物》2018年第3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责编:荼荼

编辑:考古新闻 本文来源:广东邯郸禹会村遗址出土植物遗存解析,小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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