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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星月不问赶路者

时间:2019-12-21 20:42来源:考古新闻
星月不问赶路者,光阴不负有心人—解读“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发布时间:2018-04-11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作者:张小筑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评选活动已于昨日落下帷

星月不问赶路者,光阴不负有心人—解读“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发布时间:2018-04-11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作者:张小筑 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评选活动已于昨日落下帷幕。从史前先民内陆和沿海的平凡生活到都城与帝陵的复原重现,从山祭遗存到“道教祖庭”,它们有的颠覆传统观念,有的再现江湖传说,勾画出中华文化的轮廓,诉说着历史长河中的故事。这些考古项目为何能经层层筛选后成为2017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下面就来看看它们的的精彩何在吧。图片 1会议现场 并不“新”的考古“新发现” 名单上一长串的遗址名称对于大众来说可能非常陌生,但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却都是再熟悉不过了。诚如国家文物局宋新潮副局长在终评会开幕式上所言,考古发现虽有偶然性,但是各项新发现绝非巧合,而是考古工作者几年甚至几十年间辛勤奋斗得来的,在多年坚持不懈努力下所取得的考古收获更是对功夫不负有心人的嘉奖。上榜2017年十大新发现的项目中诸如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陕西西安秦汉栎阳城遗址、河南新郑郑韩故城遗址以及河南洛阳东汉帝陵考古调查与发掘均为延续数年的考古项目,有的发掘工作更是持续了十余年之久。图片 2杨官寨遗址庙底沟文化墓地发掘区航拍图片 3偏洞室墓M283 “做大型遗址考古工作时要有长期的坚持才会有重大的收获,聚落布局逐步清晰的杨官寨遗址就是一个范例。”总面积达100万平方米的杨官寨遗址是仰韶最繁荣时期的中心聚落遗址,其重要性毋庸置疑。据项目负责人杨利平研究员介绍,2004年起就对该遗址开展了持续的考古发掘工作。遗址环壕外东部区域的大批史前墓葬成为国内首次发现并确认的庙底沟文化成人墓地。初步估计墓地总面积约8.5万平方米,墓葬总数超2000余座,规模空前。在已清理的211座墓葬中,所有墓葬均为东西向的单人一次葬,墓葬形制可分洞室墓和竖穴土坑墓两种且葬式均为仰身直肢,部分墓葬中还发现割体葬仪和织物包裹的风俗。如此大规模有序并未见任何打破关系的大型庙底沟文化成人墓地的发现,不仅将偏洞室墓的出现年代提前了600多年,为该类墓葬的起源与传播以及关中地区与中国西部地区的文化交流与影响提供了珍贵的考古材料,也为解决庙底沟时期聚落形态以及墓葬形制这一长期困扰考古学界的难题提供了丰富的线索。图片 4北城门遗址航拍图图片 5北城门遗址清理的主要道路关系图 时光追溯到2700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郑韩两国先后定都新郑,纵横通衢之便利成为了春秋时期中原政治、军事、文化中心。从1923新郑李家楼发现郑公大墓以来,90多年间新郑考古惊喜不断,大量珍贵青铜器,车马坑的重现一次次吸引着人们的关注,还原着千年前的辉煌盛景。近两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开展了对故城北城门遗址和郑国三号车马坑的主动发掘。这是首次对郑韩故城城门进行科学发掘,遗址内共清理出春秋战国至明清时期带车辙道路16条以及城壕、水渠、瓮城城墙、城门、排水管道等遗迹。据介绍故城春秋时期北城门的结构为一陆门一水门,由此印证了史书上对郑国“渠门”的记载,此外还发现了战国时期带有防御体系的曲尺形瓮城城墙,这在中原地区东周时期王城遗址中也是首次发现。作为郑公一号大墓的陪葬坑—郑国三号车马坑内“豪车”的出土更是引人关注,该坑坑底清理出至少124匹平铺的马骨并发现4辆拆车藏式的木车,其中1号车为饰有青铜和骨器构件彩席顶棚的大型安车,刷新了“郑韩故城”内出土马车的纪录。图片 6图片 7栎阳遗址三号古城三号建筑遗址 栎阳城是西安附近秦咸阳城、汉长安城外的第三座秦汉都城。秦献公二年,秦国都城由雍城迁至栎阳,秦末项羽三分关中,栎阳曾作为塞王司马欣的都城,汉高祖刘邦也曾一度以栎阳为都城,直至东汉以后废弃。作为如此重要的城址,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就对栎阳城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与发掘,从而确定了栎阳城遗址的南墙与西墙。那么,它的北墙和东墙又在哪儿呢?其城内布局和建筑形制又是怎样的呢?为了解决这些疑问并制定栎阳城遗址保护规划考古队于2013年重启栎阳考古。五年间,复探了八十年代勘探出的一号古城南墙与西墙并新发现局部北墙遗迹,遗憾的是仍未发现东墙,但幸运地是在寻找东墙的过程中意外的发现了二号古城,根据出土的五铢铜钱判断二号古城上限不早于武帝元狩五年,废弃时间不晚于汉末新莽时期。无独有偶,在勘探二号古城西墙过程中发现了大面积的夯土建筑遗存,编号为“三号古城”。据介绍项目负责人刘瑞介绍,近两年栎阳考古工作主要围绕三号古城开展,三号古城内发现并确定了多座大型宫殿建筑。出土了大量筒瓦、弧形板瓦、素面、动物纹、云纹瓦当等建筑材料,发现了半地下建筑、浴室、壁炉等设施,空心砖踏步、巨型筒瓦、瓦当等等遗物是迄今为止在秦考古发掘中的最早发现,且相当多的秦汉建筑制度均应始于栎阳城。图片 8朱仓M722陵园遗址1号台基全景图片 9朱仓M722陵园遗址祭祀坑牛骨 东汉皇帝中有11位均葬于当时的国都洛阳,分布于邙山和洛南两个陵区。长期以来,学界对东汉帝陵的意见也不一致。至今,对邙山陵墓群东汉帝陵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已进行了15年之久。目前,已经对七座帝陵进行考古勘探工作,并对朱仓M722、白草坡村东汉帝陵陵园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东汉帝陵封土平面为圆形,墓葬为长斜坡墓道“甲”字形明券墓,墓道为南向。东汉陵园遗址布局也逐渐明晰。东汉帝陵陵园采用内外陵园制度,内陵园是以帝后合葬墓为中心,周边有周垣或道路环绕,四个方向有四个门。外陵园以大面积夯土建筑基址为主,集中分布在内陵园的东北侧。文献中记载“石殿”、“钟虡”、“寝殿”、“园省”、“园寺吏舍”等陵园诸要素与考古发现初步对应。上述工作均为今后研究东汉时期陵寝制度的内涵与演变,以及进一步探讨各陵陵主归属等问题,都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为今后洛阳东汉帝陵的保护工作提供了重要支撑。 横扫双奖满载而归 考古圈每年都有两项评选活动,俗称“六大”“十大”,对比年初公布的2017年六大中国考古新发现来看,新疆吉木乃通天洞遗址、山东章丘焦家遗址和吉林安图宝马城遗址囊括双奖、满载而归,那这三项遗址的魅力又何在呢?图片 10T0505剖面对应年代图片 11发现的灰堆 新疆的旧石器遗址什么样?在此择洞而居的古人类又以怎样的方式生活着?此前这一切都还是未知数,直到新疆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的发掘启动,才逐渐给出了答案。该遗址是新疆境内发现的第一个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堆积较厚,首次发现了本地区旧石器—铜石并用—青铜—早期铁器时代的连续地层剖面,对了解新疆地区四万年来的古人演化、确立区域文化发展的编年框架具有重要意义。旧石器文化层中发现3个原位埋藏灰堆,经动物化石碳十四测定,堆积年代约为距今4.5万年。遗址内出土石制品种类丰富,包括勒瓦娄哇石核、盘状石核、勒瓦娄哇尖状器与莫斯特尖状器等典型的勒瓦娄哇-莫斯特文化石制品,这一发现为解决学术界争论的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是否存在旧石器时代中期人类文化遗存,以及莫斯特技术的传播路线提供了有力依据。除此之外,早期铁器和青铜时代地层堆积经浮选后得到炭化小麦等植物遗存,碳十四测定其年代为距今5000年至3500年,通天洞遗址可能是新疆目前最早的铜石并用时代遗址,或许还存在一条小麦传播的通道,至于小麦的驯化野生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发现。图片 12南区大型墓葬分布图图片 13大型墓葬M152图片 14大型墓葬M91随葬玉器 随着山东章丘焦家遗址的发掘和大量文物的出土,更多五千年前鲁北地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古人的生活片段正逐渐呈现。遗址内发现了极为丰富的大汶口文化遗存,包括1圈城墙和壕沟、215座墓葬、116座房址、1座陶窑等,以及各时期灰坑974处。发掘区的聚落功能表现出明显不同,经历了居住期—埋葬期—居住期三个大的发展阶段。房址呈现出5000年前大汶口先民从半地穴式到地面式、从基槽式、柱坑套柱洞式单间到多间、东西联排等“住房条件”改善和变化。此前大汶口文化房址发现偏少,此次焦家遗址发现的房址已经显示出成排布局的基本特征,为大范围内讨论排房聚落布局和大汶口文化的影响和互动交流提供了重要资料;墓葬中葬具的使用率高达62.8%,墓葬等级分化明显,少量大墓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存在毁墓现象。墓葬中出土随葬品数量丰富,尤其是大量玉礼器和玉装饰品的发现,说明该遗址可能是黄河流域一处极为重要的用玉中心,出土玉器墓葬比例和玉器在随葬品中的占比远超此前大汶口墓地的相关数据,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学者对大汶口文化不重视玉器的看法;除了上述重要发现外,夯土城墙迹象和墙体外侧壕沟遗迹表明焦家遗址应是目前为止考古发现的海岱地区年代最早的城址,这对认识大汶口核心聚落形态提供了新的资料、为认识龙山时代诸城林立的局面找到了本地源头。图片 15JZ1、回廊西南转角、与亭式建筑JZ6图片 16JZ1鸱吻一侧龙纹 曾落选2015年十大考古发现抱憾而归的吉林安图宝马城遗址真的回来了,并凭借2年继续发掘所取得的出色成绩横扫双奖。作为难得的金代考古材料,宝马城遗址虽然规模不大但填补了广义上金代城市类型的空白,该遗址并非典型意义的城址,而是一个回字形院落遗址,院落中共有三个建筑基址,其中JZ2、JZ3号是核心建筑。考古人员自北向南对宝马城遗址内的三座建筑址进行揭露,三座建筑址排列严整有序,具有明显的金代高等级建筑特征,包括瓦当、滴水、鸱吻、兽头等在内的陶制建筑构件纹样精美。刻有“金”“癸丑”等字样的玉册残片,为该城性质的确认提供了重要的文字佐证。宝马城遗址是近年来发掘的保存状况最好、揭露面积最大、最为重要的金代建筑遗址之一,是中原地区以外首次通过考古发掘揭露的国家山祭遗存,不仅是金代历史与考古的重要发现,也是边疆考古和北方民族考古的重大突破。 颠覆学术观念再现江湖传说 虽然田野工作略显枯燥,但考古却是一件极具探索性的事业,因为你永远不知道黄土下埋葬的是什么,未知下一步发现会揭开怎样的谜团。颠覆史学界“周人文化未过陇山”的姚河塬西周遗址、素有“仙灵都会”和“百神受职之所”美誉的龙虎山大上清宫以及流传于民间明末张献忠沉银的传说,这三项2017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中有的颠覆学术观念、有的再现江湖传说,是考古人用手铲按下了历史的“刷新”键。图片 17车马坑图片 18刀把形墓葬埋马12匹 “高规格的墓葬跟中原文化相像,更有自己的特点,姚河塬西周遗址的发现为研究3000年以前的西周早期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李伯谦先生曾这样评价。姚河塬西周遗址目前已发现有墓葬、马坑、车马坑、祭祀遗坑、铸铜作坊、制陶作坊、池渠系统、路网、壕沟等遗迹。墓葬区中发现甲字形大墓2座、竖穴土坑中型墓6座、小型墓5座、马坑5座、车马坑1座、祭祀坑2处。出土有鼎、觯、泡等青铜器及柄形器、鱼、蝉、螳螂等玉器。目前发现的5座马坑均为竖穴土坑,埋马分两层或多层,上层马骨散乱,下层埋马完整,其中较为特殊的是刀把形马坑,葬12匹马,吻部均朝向北,刀把处为墓葬。“上羊中牛下人”的3层祭祀坑目前清理1处,呈直筒井状,深8.5米,最底部为一头部着地倒立状的人,人上为两个个体牛骨,再上有一完整蜷曲的绵羊,蹄骨有绑缚迹象。值得一提的是灰坑及墓葬出土卜骨和卜甲计7块,共计完整刻辞35字,是迄今最西北的甲骨文发现地。此前史学界认为,西周文化的传播范围在周人活动的区域内,向北没有越过陇山,此次发现则颠覆了这一说法。上述发现进一步显示了姚河塬遗址等级和地位的特殊,属于某一西周封国的都邑遗址,是目前西北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处西周城址,姚河塬西周遗址对研究西周王朝建立后对西部边缘地区控制管理模式,认识商周时期的西北边陲文化面貌和社会变迁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图片 19大上清宫遗址总平面图图片 20龙虎门 经过考古发掘工作后,“道教祖庭”龙虎山大上清宫遗址得以重见天日。目前,已揭露出大上清宫核心区域上清宫中轴线以东的范围5000平方米,建筑基址有龙虎门、玉皇殿、后土殿、三清阁、三官殿、五岳殿、天皇殿、文昌殿、明清碑亭、东厢房等遵照中轴线对称布局原则,周边环绕砖砌院墙。通过与文献记载的相互考证,推断主体殿宇基址的建筑年代为明代。在上清宫院墙东侧又揭露出两处清代基址——崇元院、提点司以及其他遗存——排水沟、取水槽等,并发现宋、元时期遗迹包括砖砌地面、灰坑等。龙虎山大上清宫遗址是我国迄今为止发掘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揭露地层关系最清晰、出土遗迹最丰富的具有皇家宫观特征的道教正一派祖庭遗址,是宗教考古的一次重大突破。图片 21发掘区场景图片 22西王赏功金币图片 23明册封吉王金册 “石牛对石鼓,银子万万五。谁人能识破,买尽成都府。”谁曾想到流传于成都民间的几句民谣最终会被考古发现所证实。相传,张献忠顺岷江南下转移财物,遭明朝参将杨展伏击,战败船沉后大量财物沉于江底。发掘出水文物包括属于张献忠大西政权的金封册,“西王赏功”金币、银币和“大顺通宝”铜币,铭刻“大西”国号和年号的银锭等。此外还有属于明代藩王府的金银封册、金银印章以及戒指、耳环、发簪等各类金银首饰,铁刀、铁剑、铁矛和铁箭镞等兵器。从时代上看,从明代中期延续至明代晚期;从地域上看,这些文物的来源北至河南,南至两广,西到四川,东到江西,涵盖了明代的大半个中国。围堰排水进行水下考古的工作方法,也开创性地为今后滩涂考古、浅水埋藏遗址的发掘提供了工作范式和借鉴经验。在专业性较强的考古工作中公开招募志愿者且全程参与考古发掘,真正做到了让公众了解考古、走进考古和享受考古。 如果说十大评选是考古人的一次聚会,帷幕落下后,他们或许又将坐上开往工地的列车、奔赴田野,投入到寻找过去未知真相的工作中。入选者载誉而归,遗憾未入选者也应得到掌声,每个发现都不是碰上,感谢所有考古人在2017年的辛勤付出。十大,我们明年见!

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评选活动已于昨日落下帷幕。从史前先民内陆和沿海的平凡生活到都城与帝陵的复原重现,从山祭遗存到“道教祖庭”,它们有的颠覆传统观念,有的再现江湖传说,勾画出中华文化的轮廓,诉说着历史长河中的故事。这些考古项目为何能经层层筛选后成为2017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下面就来看看它们的的精彩何在吧。图片 24会议现场 并不“新”的考古“新发现” 名单上一长串的遗址名称对于大众来说可能非常陌生,但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却都是再熟悉不过了。诚如国家文物局宋新潮副局长在终评会开幕式上所言,考古发现虽有偶然性,但是各项新发现绝非巧合,而是考古工作者几年甚至几十年间辛勤奋斗得来的,在多年坚持不懈努力下所取得的考古收获更是对功夫不负有心人的嘉奖。上榜2017年十大新发现的项目中诸如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陕西西安秦汉栎阳城遗址、河南新郑郑韩故城遗址以及河南洛阳东汉帝陵考古调查与发掘均为延续数年的考古项目,有的发掘工作更是持续了十余年之久。图片 25杨官寨遗址庙底沟文化墓地发掘区航拍图片 26偏洞室墓M283 “做大型遗址考古工作时要有长期的坚持才会有重大的收获,聚落布局逐步清晰的杨官寨遗址就是一个范例。”总面积达100万平方米的杨官寨遗址是仰韶最繁荣时期的中心聚落遗址,其重要性毋庸置疑。据项目负责人杨利平研究员介绍,2004年起就对该遗址开展了持续的考古发掘工作。遗址环壕外东部区域的大批史前墓葬成为国内首次发现并确认的庙底沟文化成人墓地。初步估计墓地总面积约8.5万平方米,墓葬总数超2000余座,规模空前。在已清理的211座墓葬中,所有墓葬均为东西向的单人一次葬,墓葬形制可分洞室墓和竖穴土坑墓两种且葬式均为仰身直肢,部分墓葬中还发现割体葬仪和织物包裹的风俗。如此大规模有序并未见任何打破关系的大型庙底沟文化成人墓地的发现,不仅将偏洞室墓的出现年代提前了600多年,为该类墓葬的起源与传播以及关中地区与中国西部地区的文化交流与影响提供了珍贵的考古材料,也为解决庙底沟时期聚落形态以及墓葬形制这一长期困扰考古学界的难题提供了丰富的线索。图片 27北城门遗址航拍图图片 28北城门遗址清理的主要道路关系图 时光追溯到2700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郑韩两国先后定都新郑,纵横通衢之便利成为了春秋时期中原政治、军事、文化中心。从1923新郑李家楼发现郑公大墓以来,90多年间新郑考古惊喜不断,大量珍贵青铜器,车马坑的重现一次次吸引着人们的关注,还原着千年前的辉煌盛景。近两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开展了对故城北城门遗址和郑国三号车马坑的主动发掘。这是首次对郑韩故城城门进行科学发掘,遗址内共清理出春秋战国至明清时期带车辙道路16条以及城壕、水渠、瓮城城墙、城门、排水管道等遗迹。据介绍故城春秋时期北城门的结构为一陆门一水门,由此印证了史书上对郑国“渠门”的记载,此外还发现了战国时期带有防御体系的曲尺形瓮城城墙,这在中原地区东周时期王城遗址中也是首次发现。作为郑公一号大墓的陪葬坑—郑国三号车马坑内“豪车”的出土更是引人关注,该坑坑底清理出至少124匹平铺的马骨并发现4辆拆车藏式的木车,其中1号车为饰有青铜和骨器构件彩席顶棚的大型安车,刷新了“郑韩故城”内出土马车的纪录。图片 29图片 30栎阳遗址三号古城三号建筑遗址 栎阳城是西安附近秦咸阳城、汉长安城外的第三座秦汉都城。秦献公二年,秦国都城由雍城迁至栎阳,秦末项羽三分关中,栎阳曾作为塞王司马欣的都城,汉高祖刘邦也曾一度以栎阳为都城,直至东汉以后废弃。作为如此重要的城址,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就对栎阳城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与发掘,从而确定了栎阳城遗址的南墙与西墙。那么,它的北墙和东墙又在哪儿呢?其城内布局和建筑形制又是怎样的呢?为了解决这些疑问并制定栎阳城遗址保护规划考古队于2013年重启栎阳考古。五年间,复探了八十年代勘探出的一号古城南墙与西墙并新发现局部北墙遗迹,遗憾的是仍未发现东墙,但幸运地是在寻找东墙的过程中意外的发现了二号古城,根据出土的五铢铜钱判断二号古城上限不早于武帝元狩五年,废弃时间不晚于汉末新莽时期。无独有偶,在勘探二号古城西墙过程中发现了大面积的夯土建筑遗存,编号为“三号古城”。据介绍项目负责人刘瑞介绍,近两年栎阳考古工作主要围绕三号古城开展,三号古城内发现并确定了多座大型宫殿建筑。出土了大量筒瓦、弧形板瓦、素面、动物纹、云纹瓦当等建筑材料,发现了半地下建筑、浴室、壁炉等设施,空心砖踏步、巨型筒瓦、瓦当等等遗物是迄今为止在秦考古发掘中的最早发现,且相当多的秦汉建筑制度均应始于栎阳城。图片 31朱仓M722陵园遗址1号台基全景图片 32朱仓M722陵园遗址祭祀坑牛骨 东汉皇帝中有11位均葬于当时的国都洛阳,分布于邙山和洛南两个陵区。长期以来,学界对东汉帝陵的意见也不一致。至今,对邙山陵墓群东汉帝陵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已进行了15年之久。目前,已经对七座帝陵进行考古勘探工作,并对朱仓M722、白草坡村东汉帝陵陵园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东汉帝陵封土平面为圆形,墓葬为长斜坡墓道“甲”字形明券墓,墓道为南向。东汉陵园遗址布局也逐渐明晰。东汉帝陵陵园采用内外陵园制度,内陵园是以帝后合葬墓为中心,周边有周垣或道路环绕,四个方向有四个门。外陵园以大面积夯土建筑基址为主,集中分布在内陵园的东北侧。文献中记载“石殿”、“钟虡”、“寝殿”、“园省”、“园寺吏舍”等陵园诸要素与考古发现初步对应。上述工作均为今后研究东汉时期陵寝制度的内涵与演变,以及进一步探讨各陵陵主归属等问题,都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为今后洛阳东汉帝陵的保护工作提供了重要支撑。 横扫双奖满载而归 考古圈每年都有两项评选活动,俗称“六大”“十大”,对比年初公布的2017年六大中国考古新发现来看,新疆吉木乃通天洞遗址、山东章丘焦家遗址和吉林安图宝马城遗址囊括双奖、满载而归,那这三项遗址的魅力又何在呢?图片 33T0505剖面对应年代图片 34发现的灰堆 新疆的旧石器遗址什么样?在此择洞而居的古人类又以怎样的方式生活着?此前这一切都还是未知数,直到新疆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的发掘启动,才逐渐给出了答案。该遗址是新疆境内发现的第一个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堆积较厚,首次发现了本地区旧石器—铜石并用—青铜—早期铁器时代的连续地层剖面,对了解新疆地区四万年来的古人演化、确立区域文化发展的编年框架具有重要意义。旧石器文化层中发现3个原位埋藏灰堆,经动物化石碳十四测定,堆积年代约为距今4.5万年。遗址内出土石制品种类丰富,包括勒瓦娄哇石核、盘状石核、勒瓦娄哇尖状器与莫斯特尖状器等典型的勒瓦娄哇-莫斯特文化石制品,这一发现为解决学术界争论的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是否存在旧石器时代中期人类文化遗存,以及莫斯特技术的传播路线提供了有力依据。除此之外,早期铁器和青铜时代地层堆积经浮选后得到炭化小麦等植物遗存,碳十四测定其年代为距今5000年至3500年,通天洞遗址可能是新疆目前最早的铜石并用时代遗址,或许还存在一条小麦传播的通道,至于小麦的驯化野生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发现。图片 35南区大型墓葬分布图图片 36大型墓葬M152图片 37大型墓葬M91随葬玉器 随着山东章丘焦家遗址的发掘和大量文物的出土,更多五千年前鲁北地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古人的生活片段正逐渐呈现。遗址内发现了极为丰富的大汶口文化遗存,包括1圈城墙和壕沟、215座墓葬、116座房址、1座陶窑等,以及各时期灰坑974处。发掘区的聚落功能表现出明显不同,经历了居住期—埋葬期—居住期三个大的发展阶段。房址呈现出5000年前大汶口先民从半地穴式到地面式、从基槽式、柱坑套柱洞式单间到多间、东西联排等“住房条件”改善和变化。此前大汶口文化房址发现偏少,此次焦家遗址发现的房址已经显示出成排布局的基本特征,为大范围内讨论排房聚落布局和大汶口文化的影响和互动交流提供了重要资料;墓葬中葬具的使用率高达62.8%,墓葬等级分化明显,少量大墓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存在毁墓现象。墓葬中出土随葬品数量丰富,尤其是大量玉礼器和玉装饰品的发现,说明该遗址可能是黄河流域一处极为重要的用玉中心,出土玉器墓葬比例和玉器在随葬品中的占比远超此前大汶口墓地的相关数据,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学者对大汶口文化不重视玉器的看法;除了上述重要发现外,夯土城墙迹象和墙体外侧壕沟遗迹表明焦家遗址应是目前为止考古发现的海岱地区年代最早的城址,这对认识大汶口核心聚落形态提供了新的资料、为认识龙山时代诸城林立的局面找到了本地源头。图片 38JZ1、回廊西南转角、与亭式建筑JZ6图片 39JZ1鸱吻一侧龙纹 曾落选2015年十大考古发现抱憾而归的吉林安图宝马城遗址真的回来了,并凭借2年继续发掘所取得的出色成绩横扫双奖。作为难得的金代考古材料,宝马城遗址虽然规模不大但填补了广义上金代城市类型的空白,该遗址并非典型意义的城址,而是一个回字形院落遗址,院落中共有三个建筑基址,其中JZ2、JZ3号是核心建筑。考古人员自北向南对宝马城遗址内的三座建筑址进行揭露,三座建筑址排列严整有序,具有明显的金代高等级建筑特征,包括瓦当、滴水、鸱吻、兽头等在内的陶制建筑构件纹样精美。刻有“金”“癸丑”等字样的玉册残片,为该城性质的确认提供了重要的文字佐证。宝马城遗址是近年来发掘的保存状况最好、揭露面积最大、最为重要的金代建筑遗址之一,是中原地区以外首次通过考古发掘揭露的国家山祭遗存,不仅是金代历史与考古的重要发现,也是边疆考古和北方民族考古的重大突破。 颠覆学术观念再现江湖传说 虽然田野工作略显枯燥,但考古却是一件极具探索性的事业,因为你永远不知道黄土下埋葬的是什么,未知下一步发现会揭开怎样的谜团。颠覆史学界“周人文化未过陇山”的姚河塬西周遗址、素有“仙灵都会”和“百神受职之所”美誉的龙虎山大上清宫以及流传于民间明末张献忠沉银的传说,这三项2017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中有的颠覆学术观念、有的再现江湖传说,是考古人用手铲按下了历史的“刷新”键。图片 40车马坑图片 41刀把形墓葬埋马12匹 “高规格的墓葬跟中原文化相像,更有自己的特点,姚河塬西周遗址的发现为研究3000年以前的西周早期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李伯谦先生曾这样评价。姚河塬西周遗址目前已发现有墓葬、马坑、车马坑、祭祀遗坑、铸铜作坊、制陶作坊、池渠系统、路网、壕沟等遗迹。墓葬区中发现甲字形大墓2座、竖穴土坑中型墓6座、小型墓5座、马坑5座、车马坑1座、祭祀坑2处。出土有鼎、觯、泡等青铜器及柄形器、鱼、蝉、螳螂等玉器。目前发现的5座马坑均为竖穴土坑,埋马分两层或多层,上层马骨散乱,下层埋马完整,其中较为特殊的是刀把形马坑,葬12匹马,吻部均朝向北,刀把处为墓葬。“上羊中牛下人”的3层祭祀坑目前清理1处,呈直筒井状,深8.5米,最底部为一头部着地倒立状的人,人上为两个个体牛骨,再上有一完整蜷曲的绵羊,蹄骨有绑缚迹象。值得一提的是灰坑及墓葬出土卜骨和卜甲计7块,共计完整刻辞35字,是迄今最西北的甲骨文发现地。此前史学界认为,西周文化的传播范围在周人活动的区域内,向北没有越过陇山,此次发现则颠覆了这一说法。上述发现进一步显示了姚河塬遗址等级和地位的特殊,属于某一西周封国的都邑遗址,是目前西北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处西周城址,姚河塬西周遗址对研究西周王朝建立后对西部边缘地区控制管理模式,认识商周时期的西北边陲文化面貌和社会变迁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图片 42大上清宫遗址总平面图图片 43龙虎门 经过考古发掘工作后,“道教祖庭”龙虎山大上清宫遗址得以重见天日。目前,已揭露出大上清宫核心区域上清宫中轴线以东的范围5000平方米,建筑基址有龙虎门、玉皇殿、后土殿、三清阁、三官殿、五岳殿、天皇殿、文昌殿、明清碑亭、东厢房等遵照中轴线对称布局原则,周边环绕砖砌院墙。通过与文献记载的相互考证,推断主体殿宇基址的建筑年代为明代。在上清宫院墙东侧又揭露出两处清代基址——崇元院、提点司以及其他遗存——排水沟、取水槽等,并发现宋、元时期遗迹包括砖砌地面、灰坑等。龙虎山大上清宫遗址是我国迄今为止发掘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揭露地层关系最清晰、出土遗迹最丰富的具有皇家宫观特征的道教正一派祖庭遗址,是宗教考古的一次重大突破。图片 44发掘区场景图片 45西王赏功金币图片 46明册封吉王金册 “石牛对石鼓,银子万万五。谁人能识破,买尽成都府。”谁曾想到流传于成都民间的几句民谣最终会被考古发现所证实。相传,张献忠顺岷江南下转移财物,遭明朝参将杨展伏击,战败船沉后大量财物沉于江底。发掘出水文物包括属于张献忠大西政权的金封册,“西王赏功”金币、银币和“大顺通宝”铜币,铭刻“大西”国号和年号的银锭等。此外还有属于明代藩王府的金银封册、金银印章以及戒指、耳环、发簪等各类金银首饰,铁刀、铁剑、铁矛和铁箭镞等兵器。从时代上看,从明代中期延续至明代晚期;从地域上看,这些文物的来源北至河南,南至两广,西到四川,东到江西,涵盖了明代的大半个中国。围堰排水进行水下考古的工作方法,也开创性地为今后滩涂考古、浅水埋藏遗址的发掘提供了工作范式和借鉴经验。在专业性较强的考古工作中公开招募志愿者且全程参与考古发掘,真正做到了让公众了解考古、走进考古和享受考古。 如果说十大评选是考古人的一次聚会,帷幕落下后,他们或许又将坐上开往工地的列车、奔赴田野,投入到寻找过去未知真相的工作中。入选者载誉而归,遗憾未入选者也应得到掌声,每个发现都不是碰上,感谢所有考古人在2017年的辛勤付出。十大,我们明年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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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吉木乃通天洞遗址、山东章丘焦家遗址、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宁夏彭阳姚河塬商周遗址、河南新郑郑韩故城遗址、陕西西安秦汉栎阳城遗址、河南洛阳东汉帝陵考古调查与发掘、江西鹰潭龙虎山大上清宫遗址、吉林安图宝马城金代长白山神庙遗址、四川彭山江口明末。

北京4月11日电(记者 宋宇晟 应妮)10日,在经过为期一天半的汇报展示后,“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北京揭晓。

考古;新发现;文物

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新疆吉木乃通天洞遗址、山东章丘焦家遗址、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宁夏彭阳姚河塬西周遗址、河南新郑郑韩故城遗址、陕西西安秦汉栎阳城遗址、河南洛阳东汉帝陵考古调查与发掘、江西鹰潭龙虎山大上清宫遗址、吉林安图宝马城金代长白山神庙遗址、四川彭山江口沉银遗址入选“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10日下午,“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北京揭晓。新疆吉木乃通天洞遗址、山东章丘焦家遗址、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宁夏彭阳姚河塬商周遗址、河南新郑郑韩故城遗址、陕西西安秦汉栎阳城遗址、河南洛阳东汉帝陵考古调查与发掘、江西鹰潭龙虎山大上清宫遗址、吉林安图宝马城金代长白山神庙遗址、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榜上有名。

这些考古新发现为何能入选?记者逐一梳理。

1、新疆吉木乃通天洞遗址

图片 49通天洞遗址及其环境。供图

遗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距今45000年左右,为当时古人类生活居住之所。它是在新疆境内发现的第一个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在这里出土了数以千计的石制品与大量动物骨骼碎片。目前已鉴定出这些骨头属于食肉类、兔类、羊、驴、犀牛、棕熊以及鸟类等小动物。专家表示,这些动物骨头说明,生活在这里的人类以狩猎为主;也说明,当时这里应该是草原,这些猎物是他们从其他地方获取后,带到洞内的。动物骨骼破碎程度较高,有明显的切割、灼烧、敲击等痕迹。专家分析,这种“敲骨吸髓”可能是当时的人类在食物比较短缺的情况下,对骨脂骨油需求而采取的一种行为。

新疆吉木乃通天洞遗址

2、山东章丘焦家遗址

通天洞遗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吉木乃县托斯特乡阔依塔斯村东北的一处花岗岩洞穴中,所在的新疆阿勒泰地区,是中国西北部通向中亚、欧洲的要道。

这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海岱地区年代最早的城址。专家介绍,在遗址区发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阶段的城墙和壕沟遗存,城墙的年代不会晚于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址范围内发现215座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墓葬,表现出鲜明的地域和时代特色。部分大型墓葬不仅规模大、随葬品数量多、棺椁齐全,墓葬规格高,而且随葬的陶器、玉器精美,随葬品丰富,还有彩绘陶器和黑陶杯等。随葬品很多已具礼器性质。种种迹象表明,距今5000年前后鲁北地区的社会分化和等级差别已经产生并不断强化。城墙和壕沟的发现,进一步证明了焦家遗址是当时鲁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同时,焦家遗址作为该地区大型的中心聚落遗址,也为以城子崖为代表的龙山文化找到了重要的源头。

作为新疆境内发现的第一个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它完整保存着从旧石器时代到3500年前古人类生活、居住的遗存。

3、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

遗址中发现了旧石器—铜石并用—青铜—早铁时代的连续地层剖面,不仅填补了新疆史前洞穴考古的空白,也是中国旧石器考古的重大发现,对了解新疆地区四万多年以来古人类演化发展过程、确立区域文化发展的编年框架有非常重要意义。此外,遗址中还发现了国内较早的小麦。

该遗址共发现史前墓葬343座,墓葬分布十分密集,且明显经过严格的规划。多数墓葬没有发现随葬品,仅在少量墓葬中发现有尖底瓶、彩陶盆、彩陶壶、夹砂罐、陶钵、陶杯等日用陶器,还有陶环、石环、石串珠骨簪、骨环、蚌壳等装饰品。根据随葬陶器及碳十四测年数据,初步判断该批墓葬的年代为庙底沟文化时期。专家表示,这是国内首次确认的庙底沟文化大型成人墓地。其为杨官寨遗址聚落布局、庙底沟文化聚落形态、埋葬习俗、婚姻状况、人群血缘关系、社会组织状况等课题的研究积累了珍贵的实物材料,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图片 50山东章丘焦家遗址大型墓葬M152。供图

4、宁夏彭阳姚河塬商周遗址

山东章丘焦家遗址

该遗址分为晚商、西周、东周三个时期,以西周为主。遗址分居址区、作坊区和墓葬区。居址区内发现有水网、路网、壕沟、墙体、灰坑等。墓葬区位于遗址东北部,面积约5万平方米,共钻探出墓葬、马坑、车马坑、祭祀坑50余座。甲字形墓葬出土轭、轴、毂等青铜车器,另有玉璧、骨梳、蚌器、甲骨文等。另外,遗址灰坑及墓葬出土卜骨和卜甲共计7块,其中有文字的2块,总计发现文字50字。专家分析,姚河塬遗址应属于某一西周封国的都邑遗址,证明西周王朝对西部疆域的管理采用的也是“分封诸侯,藩屏王室”模式,为了解西周国家的政治格局、周王朝与西北边陲地区的关系提供了珍贵的新资料。

济南章丘区焦家遗址位于泰沂山系北侧的山前平原地带,主要时代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阶段。发掘中发现极为丰富的大汶口文化遗存。

5、河南新郑郑韩故城遗址

遗址中,空间上排列有序的房址材料,填补了鲁中北地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阶段居住形态研究的空白。同时,发掘的墓葬材料极为丰富,随葬品常见玉钺、玉镯、陶高柄杯、白陶器和彩陶等。

该遗址考古是对郑韩故城城门进行的第一次科学发掘,揭露了春秋战国时期城门的构造、16条春秋至明清时期道路的走向,印证了史书中对郑国“渠门”的记载,起到证史、校史作用。同时发现战国时期带有防御体系的瓮城城墙,专家说,这在中原地区东周时期王城遗址中是首次发现。尤其是郑国三号车马坑是继郑公大墓之后的又一惊世发现。郑公大墓由若干个陪葬墓和车马坑组成,之前陆续发现过陪葬车马,加上三号车马坑的发现,出土的车辆和马匹之多,在我国东周考古发现中实属罕见。饰有青铜和骨器构件的彩席顶棚、舆长约2.2米的大型安车,为研究我国周代车马葬制、葬俗等内容提供了重要的学术依据。

值得一提的是,此前有报道指,考古人员通过测量人骨,发现墓葬男主人身长最高的竟然达到一米九,超过一米八的也为数不少。

6、陕西西安秦汉栎阳城遗址

图片 51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中,带二层台竖穴土坑墓M388。供图

在精确测量和考古地理信息系统的支撑下,通过大范围勘探和小规模发掘的方法,复探一号古城,并经勘探、发掘确定了二号古城、三号古城,在三号古城内发掘确定了多座大型宫殿建筑。在三号古城试掘中出土大量筒瓦、弧形板瓦、素面、动物纹、云纹瓦当等建筑材料,并出土拼对出槽型板瓦、巨型筒瓦、巨型瓦当。专家说,根据文献记载及出土遗物,三号古城上限不早于战国中期,与文献所载秦献公、孝公建都栎阳时间吻合,为战国时期秦国的都城栎阳,是商鞅变法发生之地。城址延续到西汉前期,由此判断,它应该是塞王司马欣之都,为汉初刘邦都城栎阳。从发现看,三号古城发现的半地下建筑、浴室、壁炉等设施,以及空心砖踏步、瓦当等遗物,是迄今为止在秦考古发掘中的最早发现,而且相当多的秦汉建筑制度均应始于栎阳城。

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

7、河南洛阳东汉帝陵考古调查与发掘

杨官寨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区姬家街道杨官寨村四组东侧,是关中地区仰韶中晚期的一处中心聚落。

通过十余年的考古工作,明确了东汉帝陵墓冢的基本特征。东汉帝陵的封土为圆形,墓葬为长斜坡墓道“甲”字形明券墓,墓道为南向。东汉陵园遗址布局也逐渐明晰。东汉陵园采用内外陵园制度。内陵园是以帝后合葬墓为中心,周边有围墙或道路环绕。外陵园以大面积夯土建筑基址为主,集中分布在内陵园的东北侧。文献中记载“石殿”“钟虡”“寝殿”“园省”“园寺吏舍”等陵园诸要素,均与考古发现初步对应。通过一系列调查与发掘工作,为今后研究东汉时期陵寝制度的内涵与演变,以及进一步探讨各陵陵主归属等问题,都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为今后洛阳东汉帝陵的保护工作提供了重要支撑。

2015-2017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遗址东北部开展针对性考古发掘时,发现一处大型公共墓地。经初步探明,该墓地总面积超过8.5万平方米,目前已发掘面积约3800平方米,共发现史前墓葬343座。

8、江西鹰潭龙虎山大上清宫遗址

考古成果显示,墓葬均为单人一次葬,人骨保存完整,有非正常死亡、人骨移位现象。此前也有报道称,在已经发掘的这些墓葬遗址中,有墓主人“出现了曾经被‘剁手’的奇怪现象”。

本次考古发掘基本摸清了大上清宫的分布范围、宫观建筑的格局和历史演变脉络,出土大量宋至清的瓦当、滴水、脊兽、石栏杆等建筑材料及货币、陶瓷器等生活用具,为探究大上清宫的历史沿革、建造艺术提供了具有重要价值的资料,同时也为研究道教发展史和道教考古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实物资料。专家们认为,大上清宫遗址是我国迄今为止发掘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揭露地层关系最清晰、出土遗迹最丰富的具有皇家宫观特征的道教正一教祖庭遗址,是宗教考古的一次重大突破。

图片 52宁夏彭阳姚河塬西周遗址中,刀把形墓葬埋马12匹。供图

9、吉林安图宝马城金代长白山神庙遗址

宁夏彭阳姚河塬西周遗址

此次根据出土的玉册,可以确证其为金代皇家修建的长白山庙故址。金大定十二年,金世宗效仿中原皇帝封禅五岳之举,始封长白山神为“兴国灵应王”,并在长白山北侧建庙奉安,春秋之际派遣官员前往祭祀。金明昌四年,金章宗为了表达对长白山的崇敬,又册封长白山为“开天宏圣帝”。宝马城选址经过精心考量,占有区域内最为高敞的地利,城内建筑轴线的南向延长线正对长白山主峰。天气晴好时,从宝马城南眺,长白山主峰尽收眼底,体现了其超然的地位。宝马城遗址是近年来发掘的保存状况最好、揭露面积最大、最为重要的金代建筑遗址之一,也是东北地区辽金时期乃至全国考古工作中少见的高等级遗址。该遗址的发掘,是中原地区以外首次通过考古发掘的国家山祭遗存。

姚河源遗址位于宁夏彭阳县新集乡,是宁夏南部泾水上游地区首次发现的一处大型西周遗址。

10、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

居址区内发现有水网、路网、壕沟、墙体、灰坑等。墓葬区位于遗址东北部,共钻探出墓葬、马坑、车马坑、祭祀坑50余座。

江口沉银遗址考古发掘,共出水各类文物三万余件,实证了张献忠江口沉银的传说。本次发掘出水文物包括属于张献忠大西政权的金封册,“西王赏功”金币、银币和“大顺通宝”铜币,铭刻“大西”国号和年号的银锭等。此外还有属于明代藩王府的金银封册、金银印章以及戒指、耳环、发簪等各类金银首饰,铁刀、铁剑、铁矛和铁箭镞等兵器,对研究明代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和物质文化乃至明末清初的社会历史走向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次考古发掘还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内水考古项目。发掘过程中创新工作理念,运用了大量的新方法和新技术。本次考古工作中志愿者全程参与发掘,在公众与考古之间搭建了桥梁。

这些重要的遗迹、遗物发现,显示了姚河塬遗址等级和地位不一般,属于某一西周封国的都邑遗址。姚河塬遗址为了解西周国家的政治格局、周王朝与西北边陲地区的关系提供了珍贵的新资料。

(光明日报北京4月10日电记者李韵)

图片 53河南新郑郑韩故城遗址中,北城门遗址航拍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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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新郑郑韩故城遗址

姓名:李韵 工作单位:

郑韩故城北城门遗址,是历史上对郑韩故城城门进行的第一次科学发掘,不仅全面揭露了春秋战国时期城门的构造、16条春秋至明清时期道路的走向,而且还印证了史书中对郑国“渠门”的记载,起到证史、校史作用。同时还发现了战国时期带有防御体系的瓮城城墙,这在中原地区东周时期王城遗址中也是首次发现。

郑国三号车马坑,是继郑公大墓之后的又一大发现。坑内残存4辆拆车葬式的木车,加之之前的发掘,郑公大墓共有葬车48辆,马124匹以上,出土的车辆和马匹之多,在东周考古发现中属罕见。

值得一提的是,饰有青铜和骨器构件的彩席顶棚、舆长约2.2米的大型安车,为研究我国周代车马葬制、葬俗等内容提供了重要的学术依据。

图片 54陕西西安秦汉栎阳遗址三号古城三号建筑遗址。供图

陕西西安秦汉栎阳城遗址

栎阳城遗址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2013年,为进一步确定栎阳城遗址保护范围为保护规划提供资料,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重启栎阳考古。

本次考古复探了1980-1981年考古勘探出城址的南墙、西墙、局部发现北墙,并经勘探、发掘确定了“二号古城”、“三号古城”,在三号古城内发掘确定了多座大型宫殿建筑。

据文献记载及出土遗物,三号古城上限不早于战国中期,与文献所载秦献公、孝公建都栎阳时间吻合,为战国秦都栎阳,是商鞅变法发生之地。

图片 55河南洛阳东汉帝陵考古调查与发掘项目中,朱仓M722陵园遗址1号台基东部及内陵园东门址。供图

河南洛阳东汉帝陵考古调查与发掘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结合“邙山陵墓群考古调查与勘测”项目,对东汉帝陵及其陵园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勘探,勘探总面积256万平方米。通过十余年的考古工作,明确了东汉帝陵墓冢的基本特征。

东汉帝陵封土平面为圆形,墓葬为长斜坡墓道“甲”字形明券墓,墓道为南向。东汉陵园遗址布局也逐渐明晰。东汉陵园采用内外陵园制度。内陵园是以帝后合葬墓为中心,周边有周垣或道路环绕。外陵园以大面积夯土建筑基址为主,集中分布在内陵园的东北侧。

这一系列调查与发掘工作,为今后研究东汉时期陵寝制度的内涵与演变,以及进一步探讨各陵陵主归属等问题,都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为今后洛阳东汉帝陵的保护工作提供了重要支撑。

图片 56大上清宫遗址总平面图。供图

江西鹰潭龙虎山大上清宫遗址

大上清宫遗址位于江西省鹰潭市龙虎山上清镇东,2014年6月该遗址被发现,随后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其展开了近四年的考古发掘工作。

目前,已揭露出大上清宫核心区域上清宫中轴线以东的范围5000平方米,建筑基址有龙虎门、玉皇殿、后土殿、三清阁、三官殿、五岳殿、天皇殿、文昌殿、明清碑亭、东厢房等,周边环绕砖砌院墙。

通过与文献记载的相互考证,推断主体殿宇基址的建筑年代为明代。大上清宫遗址出土大量宋至清的瓦当、滴水、脊兽、石栏杆等建筑材料和货币、陶瓷器等生活用具,为探究大上清宫的历史沿革、建造艺术提供了具有重要价值的资料,同时也为研究道教发展史和道教考古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实物资料。

图片 57吉林安图宝马城金代长白山神庙遗址中的鸱吻一侧龙纹。供图

吉林安图宝马城金代长白山神庙遗址

宝马城遗址位于吉林省安图县二道白河镇,以往学术界认为该遗址始建于渤海,辽金沿用。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于2014-2017年连续对其进行了勘探与发掘,基本掌握了宝马城建筑组群的布局、主要单体建筑的形制与功能,对城内外排水系统的走向也有了初步了解,共出土各类遗物逾五千件,其中2016年出土的“癸丑”纪年玉册确证其为金代皇家修建的长白山神庙故址。

宝马城遗址是近年来辽金考古的重要发现,为研究宋金时期物质文化与金代官式建筑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该遗址的发掘,是中原以外首次发现的国家山祭遗存,对了解宋金时期岳镇海渎祠庙的格局,以及探索金代礼仪制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对研究金王朝的边疆经略、探索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对充实长白山悠久历史文化的内涵亦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图片 58四川彭山江口沉银遗址发掘区场景。供图

四川彭山江口沉银遗址

江口沉银遗址位于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江口镇岷江河道内,南距成都约60公里,遗址面积约100万平方米。

2017年1-4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眉山市彭山区文物保护管理所对江口沉银遗址进行了首次考古发掘,共出水各类文物三万余件,实证了张献忠江口沉银的传说,取得重大突破。

本次发掘出水文物包括属于属于张献忠大西政权的金封册,“西王赏功”金币、银币和“大顺通宝”铜币,铭刻“大西”国号和年号的银锭等。从时代上看,从明代中期延续至明代晚期;从地域上看,这些文物的来源北至河南,南至两广,西到四川,东到江西,涵盖了明代的大半个中国。

江口沉银遗址的发掘及出水数量众多的珍贵文物,对研究明代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和物质文化乃至明末清初的社会历史走向都具有重要意义。

编辑:考古新闻 本文来源:2017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星月不问赶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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