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神国际官网登录-财神国际棋牌游戏平台网站(彩世界)
做最好的网站
当前位置: 财神国际官网登录 > 考古新闻 > 正文

一个国家二种社会制度,美利坚联邦合众国舍弃

时间:2019-11-03 01:15来源:考古新闻
原标题:在蓄奴与废奴之间挣扎:19世纪上半叶的 在152年前的今天,1865年12月18日 (农历冬月初一),美国废除奴隶制。 美国“一国两制”往事 2016/08/25 | 程映虹| 阅读次数:3221| 收藏本文

原标题:在蓄奴与废奴之间挣扎:19世纪上半叶的

在152年前的今天,1865年12月18日 (农历冬月初一),美国废除奴隶制。

美国“一国两制”往事

2016/08/25 | 程映虹| 阅读次数:3221| 收藏本文

摘要:从独立到内战的美国历史,是南北两种社会制度在一个联邦的宪制框架下,从共处到决裂的过程。

图片 1

图片 2

1790年2月,美国联邦国会召开第一届会议,议程上有建立联邦政府各部门和司法部门、起草有关公民权的宪法修正案、建立联邦财政和邮政体系等立国要务。两份由宾夕法尼亚州和纽约州公民呈递的请愿书,却来搅局,第一份要求终止奴隶贸易,第二份干脆要求废除奴隶制。

让议员们感到难办的是,德高望重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在第二份请愿书上第一个署名,他一向是国家政治中尊重建制、求同存异原则的代表。1776年第二届大陆会议时,富兰克林是说服北方向南方妥协,在《独立宣言》中回避奴隶制问题的关键人物。3年前讨论联邦宪法时,北方和南方再一次妥协,商定20年内不提奴隶贸易问题,更不用说废奴了。这个“20年不提”的条款是写进宪法的,富兰克林也是支持的。

富兰克林的名言“政治是有关现实可能性的艺术”,使他成为从独立到立宪过程中各派之间的和事佬。但那年他已经84岁了,深感无论在道义还是政治上,奴隶制问题都不应该再拖延不决。作为最年长的元老,自己有责任迫使国家政治的最高层重新考虑过去妥协下的共识。为此他一反过去的政治风格,和“草根”民众站在一起,领衔向国会请愿修宪。

麦迪逊提议众议院成立委员会,以审议这两个请愿案。一个月后,这个委员会提交报告,坚持国会无权决定奴隶制存废,但建议国会要求南方各州议会通过法案改善奴隶的生活条件。这个温和的请求被南方代表拒绝,他们认为奴隶制问题完全是南方各州的内政,奴隶的生活条件不但很好,而且如何对待他们也是奴隶主对自己财产的法律权利。南方其实决不允许国会开设干预奴隶制的先例。根据这个报告起草的对请愿案的答复,在众议院以29票赞成、25票反对而获得通过。

得知众议院的答复和南方奴隶主的辩词后,富兰克林写了一篇文章,以他一贯讽刺幽默的风格,假托北非一个着名的穆斯林奴隶主的口吻,回应废奴主义者对他奴役5万名白人基督徒的指责。文章说,在他那里做奴隶比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做自由人更好。富兰克林在三周后去世,这篇控诉奴隶制的文章成了他的绝笔。

在殖民时期和独立战争时期,富兰克林等人就提出过废除奴隶制,而美国独立后,北方地区逐渐开始废除奴隶制度。但是,在南方地区黑人奴隶的地位却没有丝毫变化。在南方,棉花种植业发展迅速,而黑人奴隶是种植园的主要劳动力。对于种植园主来说,黑人奴隶只不过是商品,可以随便处置,而奴隶们除了付出超负荷的体力劳动外,还承受着异常悲惨的生活条件。

19世纪早期,席卷西属美洲的革命热潮,开始在整个美国南部蔓延。就像商人几十年前就已经开始运送越来越多的奴隶穿过潘帕斯草原,然后翻越安第斯山脉,现在越来越多的被奴役的民众被带出原来的蓄奴州,包括弗吉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特拉华州、马里兰州,被带入美国的南方腹地和西南部新的糖料和棉花种植园。

图片 3

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制

富兰克林临终前的这场“最后的斗争”,以及众议院以微弱多数通过国会无权干预奴隶制的议案,突出了一个事实:从独立到内战的85年历史中,美国最深刻最持久的矛盾就是民主与奴隶制的并存。如何解释一个人类历史上当时最重视人权的政治体制和一个最不人道的经济制度的共存,二者在历史叙述中是可以分离的,还是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

奴隶制无疑是一个沉重的历史道义负担,但是否意味着整个美国必须无差别地承受这个负担,就像人类历史上其他采用奴隶劳动的国家和制度那样?要理解和回答这些问题,中国读者熟悉的“一国两制”是简明有效的概念。将它置换到美国的历史语境,就是“一个联邦,南北两制”,意为一个民族国家南北两部分基于自由劳工和奴隶制度的不同,导致政治、法律和文化上的系统性差别。

这种社会制度的差别,决定了早期美国历史是既统一又分裂的。而出于妥协的拖延,只会固化差别和激化矛盾,使南北方越来越像是互不相容的两个国家,最后冲破联邦宪制的束缚,付出战争的代价。美国的这段“南北两制”的经历,在世界民族国家的历史中基本上是独一无二的,它决定了美国作为整体不能和奴隶制划等号,为奴隶制担负历史责任的是南部美国。

对于早期北美殖民地,很多人只知道新教徒和“五月花”号,这是很片面的。它不但把北美复杂、多元的移民动机和身份简单化,而且无法解释奴隶制的来历。美国的南北两制起源于殖民地早期南北部不同的移民及经济制度,它们分别从东北方到达北美,无论是殖民目的、生活方式还是精神气质,都非常不同。

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的移民于1620年代抵达,以追求宗教自由的各派新教徒为主,从事农耕、捕鱼和工商运输业,这就是广为人知的新教徒的北美。东南部移民,最早是1660年代从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巴巴多斯来到南卡罗莱纳的英国殖民者,他们把在巴巴多斯已经建立的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种植园经济带到北美。他们从事烟草、大米、蔗糖和靛青业,为此引进了大量黑奴,到17世纪末,奴隶在整个卡罗莱纳殖民地的人口中已经过半。卡罗莱纳被视为是西印度群岛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在北美大陆的扩张,一度被称为“西印度群岛的卡罗莱纳”。

奴隶制经济在卡罗莱纳地区站稳脚跟后,很快就北上扩张到位于切萨比克湾周围的弗吉尼亚、临近的马里兰和特拉华,这里的自然条件非常适合种植园经济。奴隶制经济然后又南下,吞并了乔治亚殖民地(作为英帝国和西班牙殖民帝国的缓冲地带而建立),形成了和新英格兰地区截然不同的实行奴隶制的南部诸殖民地。介于新英格兰地区和南部殖民地之间的宾夕法尼亚、新泽西和纽约,其移民有着浓厚的宗教背景,但又不像新英格兰地区那样单纯,多数还是来北美谋生的小农和工匠,自然条件和新英格兰地区一样不适合种植园经济,所以一般被划入和新英格兰在一起的北部诸殖民地。

因此,北美早期殖民地社会中除了新教徒,还有奴隶、士农工商和帝国殖民官吏。当然,各地区的差别并非绝对,北部各州也有少量奴隶,波士顿的商人虽然本身很少蓄奴,却是奴隶贸易的投资或经营者,而南部各州的白人绝大多数也不是奴隶主而是小农,虽然他们都从奴隶制中获益。

弗吉尼亚的特殊地位值得一提。弗吉尼亚的詹姆斯顿是北美第一个殖民地,建于1607年。1619年,一个英国商人夺取了一艘葡萄牙的贩奴船,将几十个奴隶运到这里,这是第一批抵达北美的黑奴,此后断断续续有一些黑奴到来。但他们基本被当作契约劳工从而被主人购买,因为契约劳工是弗吉尼亚移民劳工的主要身份。他们在契约结束后获得自由,个别人发家致富后也购买了黑奴。盛产烟草的弗吉尼亚后来一直是奴隶制重镇,但严格意义上的奴隶制——黑人不但终身而且世代为奴,实际是1660年后从卡罗莱纳移植来的。

图片 4

当德拉诺于1805年初登上“考验”号时,美国的奴隶不到100万人,大多数集中在南部沿海或离海不远的内陆,在田纳西州、肯塔基州,以及密西西比流域和奥尔良一带。40年后,从沿岸到密苏里州和得克萨斯州,总共有近400万奴隶,总价值超过30亿美元,“超过了投资美国铁路和工厂的资本的总和”。在美国,奴隶制是一种贸易、一种制度,也是一种精神错乱现象、“一种狂热”——一种“完美的狂热”、一种“黑人狂热”,佐治亚州的报纸如此描述对奴隶的需求。

在北美殖民地时期,对非洲黑人奴隶的贩卖和奴役构成了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内容。黑人奴隶制在北美殖民地发展的直接原因是殖民地急需大批劳动力。从1686—1786年的100年间,约有25万非洲黑人被贩卖到英属北美殖民地。黑人奴隶在北美殖民地的地位极其悲惨,特别是那些在田间终日劳动的黑奴,被当作“耕畜”使用,每天被迫劳动18—19个小时。美利坚合众国成立后,制定了联邦宪法。但宪法保留了奴隶制,维护了奴隶贸易。到1860年,美国黑人奴隶已达到400万。

顾全大局的产物——南北两制

殖民地时期形成的这个社会经济制度的南北两制,从1776年的《独立宣言》到1789年的联邦宪法诞生之间,确立为政治和法律上的南北两制。这个结果经历了废奴和蓄奴派的激烈斗争,不但始终是妥协的产物,而且一直是悬在国家政治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美国宪章制度以清晰、稳定着称,但有关奴隶制的内容是例外。从1789年制宪到1863年废奴,这个问题在美国宪制中不但含糊,而且一直充满争议。

1776年,杰弗逊在他执笔的《独立宣言》初稿中确立了人权原则,进而谴责了英国的奴隶贸易。他虽然回避了北美的奴隶制,但南方殖民地代表仍然拒绝接受。第二届大陆会议上,南北双方为此争论激烈,结果北方让步,有关奴隶制的文字从宣言中完全删除。南北政治家第一次交锋的结果,是奴隶制虽然与立国精神不符,但出于联合抗英的考虑,它的存在被默认。此后南北方围绕奴隶制的所有斗争,都是在这个道义原则与政治现实的矛盾和妥协的框架中展开的。

1787年在费城召开的制宪会议上,有关奴隶制的争议再起,集中于宪法究竟如何反映奴隶制的现实、海外奴隶贸易的废止、奴隶人口是否影响众议院代表名额的分配上。南方不但成功地将奴隶制问题从宪法中完全排除,甚至回避了“奴隶”一词,用的是person bound to service,意为“对他人负有劳役责任的人员”。更重要的是,既然宪法未言明授予联邦政府和国会的权力都属于州或者公民个人,那么,宪法没有提及的奴隶制原则上就是蓄奴州的内政,联邦无权干预。会议商定海外奴隶贸易维持20年,国会到1807年再议,表明南方同意届时废除奴隶贸易。其实,当时北美出生的黑奴人口已经开始满足种植园的需求,南方不过是以此作为谈判的筹码。

在考虑各州众议员的名额时,北方认为,既然奴隶不具有独立人格,他们的人口不能计算在内,讨价还价的结果产生了所谓的“五分之三原则”——五个奴隶折算成三个自由人,这个比例后来也被一些国家用来确定弱势群体人口的代表名额。这个妥协增强了南方在国会中的地位,而北方所获不过是奴隶主按人头向联邦交税。此外,宪法还规定各州有法律责任将逃奴归还主人。

为了国家独立和联邦统一,北方在奴隶制问题上做了重大让步,其结果就是殖民地时期作为劳工制度的奴隶制在建国后取得了法律和政治地位。“一个联邦,南北两制”的局面,就此形成。

南北两制与立国精神相冲突,也违背国父们尤其是签署《独立宣言》一代人的共识,黑奴将来必须获得自由。虽然杰弗逊和华盛顿自己也是奴隶主,但前者在《独立宣言》草稿中谴责奴隶制,后者临终释放自己名下的所有奴隶。来自马萨诸塞的亚当斯堂兄弟,费城的富兰克林以及潘恩都不是奴隶主,他们废奴的立场是明确的。在制宪和建立联邦中起关键作用的麦迪逊和汉密尔顿,属于国父中的年轻一代,前者是弗吉尼亚的奴隶主,后来也释放了一些自己的奴隶,后者代表纽约,没有奴隶。

面对奴隶的悲惨命运,美国在独立战争时期就举行过反对奴隶制的示威运动。1807年,国会颁布了禁止对奴隶进行贸易的法案,但是奴隶制却又随着南方种植业的发展而兴起,而且在美国,自由黑人被大多数人认为是个威胁,所以北方的州区都制定了一些法规来限制自由黑人的迁入。而南方多数州区则表示如果奴隶答应他们获得自由后迁出本州,才允许奴隶主释放奴隶,但是棉花种植园主却一致拒绝释放奴隶。

“美国人承载着世界自由的方舟”

19世纪上半期,美国人民开展了广泛的反对奴隶制运动。30年代起,废奴主义在美国广为流行。废奴主义者加里森和纳普编辑出版《解放者》周刊,宣布“为我国的被奴役的人们的立即解放而斗争”。加里森创建了新英格兰反对奴隶制协会,并领导成立了全国性废奴主义组织——美国反对奴隶制协会。到40年代,废奴团体已达2000个,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虽然反动势力多方压制和迫害,但废奴主义者仍坚持开展多种活动。他们出版书籍、报刊并散发传单,到各地宣传演讲,控诉奴隶主的罪行,揭露和抨击奴隶制的罪恶。废奴主义者还组织“地下铁路”,通过隐蔽的方式,经由秘密的路线和食宿站,指引和协助大批黑人奴隶逃离南方。女奴出身的女英雄塔布曼冒着生命危险19次只身潜回南方,协助数百名奴隶逃出南方,获得自由。这种组织奴隶逃亡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奴隶制度的基础。

为奴隶制背书的歪理邪说

进入19世纪后,南方经济的迅速崛起使得给黑奴自由的承诺越来越遥不可及。欧洲工业革命产生了对棉花的巨大需求,美国南部出产的棉花占世界总量的四分之三,也占美国出口商品的百分之六十。南部奴隶制经济虽然在世界产业链上处于提供原材料的低端,但它建立在奴隶劳动基础上的无人权优势带来了极其丰厚的利润。

南方的基础设施,尤其是以蒸汽为动力的铁路和航运,在奴隶经济的推动下大力发展,其“涓滴效应”惠及普通南部白人。此时财大气粗的南方奴隶主不再为奴隶制觉得理亏,他们转守为攻,论证奴隶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企图永远剥夺奴隶的自由。

自1820年代始,南方奴隶主及其代言人构建了一套奴隶制意识形态。他们把《圣经》中有关奴隶制的记载解释为上帝对它的认可,把亚里士多德的主奴两种类型的人说成是奴隶制的哲学依据。他们从根本上推翻《独立宣言》的原则,否定自由、平等是普遍人权。

弗吉尼亚的政治家们完全背弃了本州独立先贤的遗训,约翰·兰道尔夫说《独立宣言》是“最危险有害的假货”,爱德蒙德·鲁芬说它是一份“危险的文件”。乔治亚州的乔治·费佐说美国赖以立国的平等原则完全是错误的抽象概念,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正是基于这些不平等才有了权利的不平等,所以“黑人是被大自然决定了要做奴隶的”,政府能做的不过是规范和完善奴隶制。他说世界历史证明了人权并不是与生俱来不可剥夺的,所以恰恰是不自由的南方代表了人类社会的普遍性,北方才是例外。

南卡罗莱纳的约翰·卡尔弘,1837年在国会参议院的讲话堪称南方奴隶制意识形态的宣言。他说“南方特殊的制度”(the peculiar institution of the South)长期以来被世界废奴主义舆论系统地诋毁和污蔑,成为被仇视的对象和道德十字军讨伐的目标。这场舆论战现在对南方具有生死存亡的意义,南方政治家不能再做任何让步,必须给世界一个真实的南方叙事,重塑自己的形象。他为此提出“奴隶制就是好”的着名论点,认为奴隶制保障了种族低劣的黑人从出生到离世的生活和福利,免于自由劳动制度下就业和抚幼养老的风险,对于黑人是最人道的安排。这个社会底层阶级的存在,使得所有白人利益一致,消弭了阶级冲突,整个南方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和当时世界上多数正在经历工业革命的国家普遍的阶级矛盾形成对照。

奴隶制意识形态的另一个观点是父权制关怀,它声称种植园就是一个大家庭,主奴就像长幼,奴隶的安全和生活都由主人安排和照顾。主奴生活在同一个空间,彼此亲如一家、温馨和睦,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冷冰冰的雇佣关系。只要奴隶不向主人要自由,就像未成年子女不能没有监护人,其他权利都可以满足。例如很多奴隶主允许奴隶实行“任务承包”制,奴隶完成任务后可以在自留地种植蔬菜瓜果,蓄养家禽家畜,不但自己食用,还可到市场上出售。在文化上,黑奴有一定空间发展独特的非裔文化,举办舞蹈、音乐等集体娱乐活动,生活丰富多彩,这也是雇佣劳工无暇享受的。

1817年,“美国殖民协会”成立,其成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黑人返回故乡。该协会认为解放奴隶的关键并不在于奴隶主而是在于自由黑人,自由黑人努力适应社会,却遭到了白人的排斥。协会觉得只有把这些黑人遣回故乡,才能解决奴隶制的问题。

晚至1850年,赫尔曼·梅尔维尔以及他这一代的其他许多人,仍然认为“要成为美国人,本质上就是要摆脱过去的身份,与过去彻底决裂”。“过去已经死了,”他在小说《白夹克》中写道,“未来既是希望,也是结果。……美国就要敢为天下人先,而不是步人后尘。”这番话出现在大篇幅论述废除海军军舰上的鞭笞刑罚之后,梅尔维尔把这种刑罚比喻为其他形式的专制、绝对权力,包括奴隶制。“要废除鞭笞刑罚”,他这样告诉美国的“船长和船队队长们”。在这段话后面,梅尔维尔把美国未来的发展想象成一场横跨西部到太平洋的运动:他把整个美洲大陆比作上帝与“古以色列人”的契约,拥有自由人民的“与生俱来的权利”。“我们美国人,”他写道,“承载着世界自由的方舟……我们是世界的先驱;我们是先锋,被赋予大任去开天荒,在我们的新世界里开辟一条新道路。”

19世纪40年代,一些废奴主义者开始主张采取政治斗争。道格拉斯和塔潘兄弟等人组织成立了自由党,推行废奴主义。有人竭力主张开展武装斗争,但加里森等人坚持只用道德说教的方式,反对组织废奴政党和武装斗争。虽然在斗争手段上存在分歧,但整个废奴运动仍在不同道路上取得进展。

从冲突不断走向最终决裂

中国很多历史教科书认为,围绕奴隶制的斗争是北方大资产阶级和南方奴隶主阶级之间经济利益的冲突。实际上,这种观点完全回避斗争的道义性质。废奴运动最深刻的根源和最持久的动力,来自北方民间和底层的宗教、世俗人道主义的观念。这股草根力量通过选票,在国会中促使北方的议员们和南方代表在新开辟的领土和新加入联邦的州就蓄奴还是废奴讨价还价,而且采取直接行动挑战南方奴隶制,从外部给奴隶制造成巨大威胁。

北方各州的清教徒普遍厌恶奴隶制。宾夕法尼亚的贵格教徒是各教派中最相信人人平等的,他们在1688年就通过了反奴隶制宣言,根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基督教义将奴隶制视为反基督的制度。独立战争前,他们成立了废奴协会,富兰克林担任会长。1790年要求国会废止奴隶贸易和奴隶制的请愿,就是由贵格教派发动的。

此外是卫斯理派,这个教派尚在英国就力主废奴。英国18世纪最有影响的废奴主义者威尔伯福斯,就属于这个教派。卫斯理派在美国南北部都有教会,由于北方教徒坚持奴隶主不得加入教会,最后南北分裂为两个教会。

北方的世俗废奴运动,早在独立战争期间就促使各州通过废奴和释奴法案。进入19世纪后,废奴主义者通过请愿、出版、集会、募捐、维护自由黑人的权利、向逃亡黑奴提供掩护和帮助安身等各种方法,挑战南部。1831年,着名的废奴主义者加里森创办了《解放者》杂志,翌年成立新英格兰反奴协会,费城和纽约等北方城镇迅速跟上,数年内1300多个类似组织在北方星罗棋布。北方的废奴运动还和国际废奴力量组成跨国联盟,1849年在伦敦召开大会,有将近500人出席。

对于南方奴隶主来说,和北方废奴运动的斗争事关自身存亡。为了制止北方废奴主义宣传对南方的颠覆性渗透,他们实行信息封锁、书报检查、将北方着名废奴主义者列入黑名单。1835年,北方废奴派发起向南方散布百万小册子的运动,南方奴隶主紧急动员,南卡罗莱纳重镇查尔斯顿邮局将查获的宣传品付之一炬,还把北方着名废奴人士的模拟像一起烧毁。1852年出版的《黑奴吁天录》,很快被南方列为禁书。

尽管有宪法上的言论自由,但南方各州无人敢公开批评奴隶制。1830年代,有一对名叫格林克的白人姐妹在北方各州巡回演讲,呼吁废奴,激起了强烈反应。她们其实是南方人,出生于查尔斯顿,父亲是州法官。她们对奴隶制的异见使得她们无法在南方安身,只得前往北方,加入贵格派的废奴协会。

1850年,南方向废奴运动的反扑取得重要成果。国会通过“逃亡奴隶法案”,不但简化了南方跨州追捕逃亡奴隶的程序,而且规定北方人有配合此类追捕的法律义务,这等于迫使北方人支持奴隶制,超越了南北两制的底线。次年2月,愤怒的波士顿市民冲击法庭,制服法警,把一名将要被送回南方的逃亡黑奴送到废奴的加拿大。这算是南北两制从“斗而不破”到无法再妥协过程中的一个插曲。

十年后,公开反对奴隶制的北方政治家林肯当选总统,南北两制的内在矛盾终于到了临界点,联邦宪制内再也没有妥协的余地。一场血腥的内战最终爆发了。

当时,美国有将近200万的奴隶,如果把他们都赶出境内是绝对不可能的,即使只把20多万的自由黑人遣送出境也是无法办到的。“美国殖民协会”租用了很多船只把黑人运到非洲安顿下来。后来被遣运出境的黑人,在西非谷物海岸建立了利比亚共和国。但是,协会的资金有限,他们向国会提出“要求政府援助”的申请。他们的呼吁得到了田纳西、特拉华等州的支持,但是南卡罗来纳、佐治亚等州却极力反对他们的行为。即使这样,“美国殖民协会”仍然在为他们的事业努力。

但是,披荆斩棘开辟那条“新道路”的是被奴役的人民,至少是在南部和西南部,他们把美国的“天荒”变成了种植园和适销的房地产,摘棉花,砍甘蔗,推动越来越多的区域加入繁荣的大西洋经济。美国领土的拓张非但没有避免南方奴隶制的扩展,并将共和党主张的自由向西部推广,反而使奴隶制得以复兴,使南方的种植园主逃离他们耗竭的土地。在政治上也是如此,到19世纪40年代中期,为实现这个国家的“天定命运”,当时这个词刚被创造出来,奴隶制所带来的窘况加深。1846年,美国吞并得克萨斯,同年又入侵墨西哥,消除了通往太平洋的最后一个障碍。但是,奴隶制给国家带来的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开疆辟土、越境扩张反而恶化了危机,因为贩奴商、自由党人和废奴主义者为自己在不断发展的美国中失势而斗争。

1852年,斯托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出版,书中对黑人奴隶的悲惨生活作了动人的描述和揭露,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有力地推动了废奴运动的发展。1859年,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率领21名白人和黑人起义,把废奴运动推向高潮。

19世纪20年代,废奴组织开始在美国出现,143个废奴团体在巴尔的摩召开会议,商议废奴政策。1833年,美国反对奴隶制协会正式成立,总部定在纽约。随后,反奴隶制协会在全国纷纷建立,到了40年代,这类组织多达2000个,参加人数多达几十万,逐渐形成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虽然废奴主义遭到了奴隶主的压制和迫害,但仍有不少组织坚持举行各种活动,出版相关书籍、散发大量宣传单等,与此同时,其他各种文艺作品和着作也以不同方式抨击奴隶制的罪恶。另外,废奴主义者还建立了“地下铁道”,用隐蔽的路线协助奴隶逃离南方。

图片 5

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1862年,美国总统林肯发表《解放黑奴宣言》,宣布黑人奴隶获得自由,从而从根本上瓦解了南方叛乱各州的战斗力,扭转了战局。1865年1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宪法第13条修正案》,规定奴隶制或强迫奴役制,不得在合众国境内和管辖范围内存在。1865年12月18日(距今152年),《宪法第13条修正案》正式生效,从此,奴隶制在美国被废除。

1852年,斯托夫人着写的《汤姆叔叔的小屋》详细地描写了奴隶的悲惨生活,在社会上引起了重大的反响。到50年代,废奴运动发展成一定规模的政治性活动,得到了社会多方的支持。1859年,约翰·布朗起义,将废奴运动推到了高潮。

墨西哥在1829年废除了奴隶制,到19世纪50年代中期,西属美洲其余大部分地区都加入了废奴行列。但是,感觉到被北方包围的南方人看到了一个机会:“我想要塔毛利帕斯州、波托西州,以及一两个其他墨西哥州,”密西西比州参议员阿尔伯特·加勒廷·布朗在1859年说,“我要它们的理由都一样—用来培植或传播奴隶制。”奥古斯塔市的《立宪主义者》日报甚至更加雄心勃勃呼吁在西属美洲重建奴隶制。佐治亚州的报纸想要南方人建立一个奴隶“帝国”,从“太平洋沿岸的圣地亚哥开始,从那里向南沿着墨西哥和中美洲的低潮海岸线到巴拿马地峡;到那里后再向南—一直向南—沿着新格拉纳达和厄瓜多尔的西海岸线到达厄瓜多尔南部边界抵近大海处—智利海域附近,亦即亚玛撒·德拉诺的“坚毅”号遇到班尼托·西兰诺的“考验”号的地方。在某种程度上,这一愿景让本书叙述的故事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将1805年德拉诺经历的噩梦在50年后变成贩奴商在整个西半球推行奴隶制的梦想。

对于那些关注时势的人来说,情况就像“夜间的火警警铃”一样令人担忧,托马斯·杰斐逊在1820年就是这样描述这种形势的,不断扩张的共和国被划分为自由阵营和奴隶阵营。尽管如此,在整个19世纪40年代,人们还是有可能相信,可以在美国的法律和政治体制下实现废奴,使法律现实和法律理想相一致:所有人生而平等。这种可能性在1841年似乎得到证实,当时美国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援引了自然权利的原则,在美国最高法院成功为“阿米斯塔德”号上的非洲叛乱者做了辩护。为争取自由,53名非洲人发动起义,劫持了那艘囚禁他们的奴隶船,并杀害了船长和一些船员。亚当斯认为,除了个别行为之外,这一反叛行动完全符合“自然法则以及自然之神的法则,我们的开国元勋就是根据这些法则成立我们的国家的”。叛乱分子被释放,并被允许返回非洲。

“法官在自己设置的锁链下爬行”

但9年后,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该法案颠倒了许多人认为是自由主义的自然进程。为了尽力安抚南方各州,立法者批准了《逃亡奴隶法案》,该法案保证联邦政府会将逃跑的奴隶归还其主人。这是一场大交易的部分内容,但这也是由国家领导人达成的另一个“妥协”,像波士顿的丹尼尔·韦伯斯特这样的人,他们认为保护财产和维护联邦比废除奴隶制更重要。第一批落入该法案法网而遭到逮捕的奴隶包括托马斯·西姆斯——一名17 岁的逃亡奴隶。1851年4月,依据佐治亚州其主人请求发出的逮捕令,他在波士顿街头被捕,城中的废奴主义者社区因此受到刺激,律师们向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莱缪尔·肖即赫尔曼·梅尔维尔的岳父提出了人身保护令。

批准该令状将意味着《逃亡奴隶法案》是违宪的,从而证实了南方奴隶主们对华盛顿不愿意执行这项法案的批评。早前,就在法案生效的那一年,成千上万住在北方州的逃亡奴隶,包括一些在该法案下被逮捕不得不再次逃亡的奴隶,他们逃到加拿大,仅在1850年的最后几个月,至少就有3000人逃到加拿大。一大群人聚集在波士顿的法院,警察、执法官和民兵组成密集方阵保护法院。为了防止西姆斯逃跑,大楼四周以锁链环绕,法官肖不得不弯腰进入:“法官在自己设置的锁链下爬行。”反奴隶制的媒体这样报道。

肖当时是美国最受尊敬的法学家之一。他个人赞成奴隶解放,多年来,他创造性地解释法律,限制奴隶制的实施范围,扩大了自由劳动的定义。梅尔维尔的岳父并不是今天所谓的“原旨主义者”。但是,当时他认为共和政体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因此他说,对宪法的严格解读会限制他反驳联邦法律的能力。在不同场合,他的裁决明确指出,他所称的“和平”“幸福”和“繁荣”,只有维护“合众国”才能实现,这些比自由的自然权利更重要。“人身保护令被拒绝了”,肖说道。

然后,请愿书被递交给杜克斯伯里镇的法勒·斯普瑞格。早些时候,当斯普瑞格还是一名参议员时,他曾说过,如果废除奴隶制意味着要搅乱一个国家的法律,“救世主”自己也不会这样做。现在作为一名联邦上诉法官,他有机会像他相信耶稣会做的那样去判决。斯普瑞格也否决了西姆斯的请愿。他被押着穿过波士顿的街道来到港口,被拷在“橡果”号上,然后航行回到萨凡纳,在那里他当众遭到鞭打,并被安排在一个稻田里工作。

西姆斯案使反奴隶制的改革者变得激进,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这个案件摧毁了法律和法律机构的合法性。废奴主义者把首席大法官比作庞修斯·彼拉多,钉死耶稣的古罗马犹太总督。而亨利·大卫·梭罗在说法官只是“窃贼的检察官和谋杀者的工具,告诉他们工作流程是否正常”时,他显然是在暗指肖,也许还有斯普瑞格。这一裁决“让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也坐不住了”,这位哲学家向来重视宁静沉思和个体自主性,现在却呼吁集体抵制法律。如果法官们都不知道如何保护“国家主权”和“每个居民的生活和自由”,那么他们的“学识和尊崇地位”有什么用?爱默生问道。“他们和白痴差不多。”

和有关梅尔维尔政治活动的所有情况一样,关于他对他岳父的裁决的看法,学者们也各执一词。梅尔维尔并非造反派,尽管他满腔义愤,尽管他在文章中为世界各地的自由事业大声喝彩,尽管他能够看出即便是那些“最卑微的局外人、被丢弃者、叛徒”也有“悲壮的优雅”。他害怕战争和革命,认为无论理由多么充分,它们的结果都会更糟。“我们感受到的风暴之后还有风暴在形成”,他后来在他的一首名为《疑惧》的内战诗中写道。他不相信许多废奴主义者的热情,他认为,废奴主义者给美国那被赋予“人类伟大希望”的“制度”带来危险,正如巴黎的雅各宾派对法国大革命的“承诺”造成的结果一样。

和制定并维护《逃亡奴隶法案》以及其姑息政策的政治家和法官不同的是,梅尔维尔还明白,废奴主义者和雅各宾派指认的不公正行为对人类的希望同样造成了破坏。在他创作的许多故事中,从他第一本书《泰比》开始,都涉及船上的叛乱。然而,其中只有一次叛变进行到底。其他的故事中,要么是叛乱在最后一刻中止,要么由于船上一名高级船员的调解或悔改,引发叛乱的虐待行为得到纠正。梅尔维尔完整描述一次叛乱事件的唯一作品是《班尼托·西兰诺》,而其结局几乎是彻头彻尾的灾难。

“人类高歌猛进,却扩展了必然帝国”

《班尼托·西兰诺》创作于西姆斯案件判决四年后,它捕捉到了19世纪50年代政治上的僵局,当时美国需要在两个同样不可接受的选项中选择一个。废除奴隶制,这可能导致合众国解散;任由奴隶制存在并接受一些人的自由,意味着另一些人受到奴役。“考验”号,在小说中梅尔维尔名之曰“圣多米尼克”号而非“阿米斯塔德”号,喻指美国。

西姆斯案之后的几年里,事件迅速发展。堪萨斯州“在流血”,约翰·布朗突然发动袭击,奴隶们继续逃亡,辉格党崩溃,被反对奴隶制的共和党人取代,他们很快就会把亚伯拉罕·林肯送进白宫。

当内战最终来临的时候,林肯听起来就像加尔文本人一样严厉,他警告美国人说,这场冲突可能是上帝的惩罚,“奴隶们250 年来辛苦劳作,积累了大量财富,却无回报”。但早在19 世纪50 年代,一个更乐观的人—富兰克林·皮尔斯领导着这个国家,导致国家的信心和华尔街的利润像泡沫一样飞涨。尽管在兼并得克萨斯、征服将近一半的墨西哥领土之后,美国党派分歧或危机更加恶化,但皮尔斯还是“告诉”这个国家继续扩张,抛开任何有关“扩张”之“恶”的“胆怯预感”。

图片 6

向西部进军不仅振兴了奴隶制、加剧了两极分化,而且明确了此前尚未明示的事实,如埃德蒙·摩根所写的那样,在美国,当时自由与奴隶制是“相互交织、相互依存的”。皮尔斯签署的法案《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州法案》,允许白人定居者自行决定其领土是自由州或蓄奴州。根据北方民主党人倡导的“人民主权论”学说,该法案有效地将自由定义为白人男性奴役黑人男性、女性和儿童。在南方,奴隶制的辩护者们在公开场合宣称他们中许多人私下笃信无疑的观点:自由需要奴隶制。用南卡罗来纳州的约翰·卡尔洪的话说,奴隶制是一种“有积极意义的好事”,是“自由和稳定的政治制度”的基础。

在1851年底出版的《白鲸》中,梅尔维尔预言了他的国家即将遭遇的灾难。尽管这本书的结尾犹如世界末日,但其基调是欢快的,暗示了可能实现的情感解放,包括皮普有能力唤醒亚哈的“人道精神”、以实玛利和岛民奎奎格之间的友谊。谁非奴隶?我们都是!然而,四年后,在皮尔斯总统任期内,梅尔维尔可能会再次想到这个问题,此时他坐下来重写亚玛撒·德拉诺回忆录的第18章。答案将会是一样的,但隐含着更可怕的后果。登上“考验”号的人中没有谁是自由人。西兰诺显然不是,他被挟持为人质前往西非。巴波、莫瑞以及其他的叛乱者不是,他们被迫再次遭受奴役和羞辱。亚玛撒·德拉诺也不是,他被困在自己无知的软壳中。试图“解除一个魅惑”,梅尔维尔这样描写其笔下虚构的新英格兰人,德拉诺“又陷入一个谜团”。

梅尔维尔不需要虚构亚玛撒式的“遗忘”。在他的朋友和邻居中,在他所尊敬的人中,背弃合众国初心的人比比皆是。如纳撒尼尔·霍桑,有一段时间,梅尔维尔认为他是美国出品的对人权状况最悲观、认识最深刻的思想家,但他带着一种天真的怀旧之情写道,南方的主人和奴隶“之间的生活和谐友好……胜于任何其他地方存在的工头和奴隶之间的关系”。梅尔维尔的伯克郡邻居奥利弗·温德尔·福尔摩斯热情地谈道,“奴隶制是最美好、最温和的形式”—就像虚构的德拉诺认为西兰诺和巴波之间存在的那种关系,直到事件最后证明事实恰恰相反。梅尔维尔的岳父莱缪尔·肖在退休后仍然相信自己让托马斯·西姆斯重回奴役状态的裁决是正确的,在其生命最后几天里,肖还敦促马萨诸塞州废除一项废止《逃亡奴隶法案》的法律。

在讲述了“考验”号上起义和欺骗的故事之后,梅尔维尔没有讲德拉诺接下来向西兰诺追索报酬的事情,在几乎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德拉诺追着西兰诺要求得到“考验”号总价的一半,包括船上奴隶的价值。梅尔维尔则以亚玛撒安慰即将死去的班尼托作为故事结尾,我不认为这样结尾的本意是让这位美国船长的形象更加光彩。我认为这是梅尔维尔的一种说法,他不再相信他的国家,甚至应该试着逃离历史:“但是,过去已经过去了;为什么还要从道德角度解释它呢?”梅尔维尔让德拉诺这样建议这位西班牙人:“忘掉它吧。看,那边明亮的太阳已经忘记这一切,还有碧海蓝天;它们都已经翻开新的篇章了。”梅尔维尔笔下的德拉诺想知道,为什么西兰诺不能忘却往事继续前进?西兰诺的回答让人想起历史上真实的西兰诺把历史上真实的德拉诺描述为怪物(德拉诺的回忆录中没有这种描述,因此梅尔维尔不是有意这样写的)。

“因为它们没有记忆,”西兰诺回答,“因为它们不是人类。”

事实证明,梅尔维尔的“疑惧”是错误的。战争来了,奴隶解放了,联邦也得以幸存。美国似乎已经打破了自由和奴隶制的悖论。当战争终于开始的时候,梅尔维尔是一位联邦主义者,他在内战诗歌的附录中称,奴隶制是“不信神的罪孽”,并“为消灭奴隶制而欢欣鼓舞”。但是,他继续沉思,担心美国对自由的承诺堕落为“邪恶的自由”,他在1876年美国革命百年纪念时提出此概念,“邪恶的自由”是“崇敬”“虚无”—不敬上帝,不敬自然,也不敬任何其他人。

梅尔维尔在一部短篇小说的题词中写道:“人类高歌猛进,要实现更大的自由,却扩展了必然帝国。”这句话仅仅指出了奴隶和自由之间的悖论关系,但是还可以另一种方式来思考这种关系。这个理念传达了前进运动,暗示美国的特性不是这种悖论,而是不断争取逃避这个悖论,摆脱历史的束缚,即使这般努力不可避免地深化了原有的复杂情况,造成新的“必然”。例如,西部大开发推进了奴隶制,加速了战争爆发。或者,随着自由贸易的兴起,人们期望,如果每个人都能够自由地追求自我利益,那么将会产生一个更加和谐的世界。经验已经证明,事实正好相反。在美国,自由的纯净理想,至少在一些人中,既基于自由民主和自由放任经济的原则,也基于一种更原始的敌意,即个人至上论,这种观念不仅否认了人们需要团结合作的必然因素,而且反对有关这种必然因素的任何提示。

历史学家戴维·布里翁·戴维斯写道,奴役非洲人和非裔美洲人的制度,有一个“突出的优点,作为泾渭分明的一种理想模式”,把更加错综复杂的人类束缚形式精简为一种特别奇怪、野蛮、可见的制度。这种恐惧是如此明确,事实上,它“倾向于将奴隶制度与其他野蛮和压迫的形式区分开来”,包括在内战结束后让之前的奴隶“实际上重新被奴役”的机制,以及更为微妙的“人际关系结合点”和“隐形的圈套网”。戴维斯写道,这些隐形的陷阱,“是我们日常生活精神病理学的重要部分,而只有少数诗人、小说家和知觉特别敏锐的精神病学医生才会察觉到”。赫尔曼·梅尔维尔称之为“鲸线”,他认为这些可以把国家和人类联结在一起。

图片 7

本文摘录自《必然帝国——奴役、自由与新世界的骗局》,[美]格雷格·格兰丁 着,陈晓霜/叶宪允 译,索·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12月。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现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编辑:考古新闻 本文来源:一个国家二种社会制度,美利坚联邦合众国舍弃

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