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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以来对马可,马可波罗行纪

时间:2019-11-02 07:59来源:考古新闻
原标题:座谈︱解马可·波罗之“谜”:打破隔阂,深入文本,看到真相 马可·波罗和《马可波罗行纪》 煮酒历史网网友发表于3891天 4小时 20分钟前来源:www.z9ls.com 标签:无  特别感

原标题:座谈︱解马可·波罗之“谜”:打破隔阂,深入文本,看到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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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和《马可波罗行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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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和《马可波罗行纪》 13世纪意大利着名旅行家马可·波罗 他的《马可波罗行纪》 、我国唐代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日本僧人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是世界着名的东方三大旅行记。在人类旅游史上享有盛誉。正是《马可波罗行纪》这样 一部介绍中国文明的奇书,使意大利热那亚人哥伦布深受影响,导致了他开辟由欧洲到美洲航路的壮举。马可·波罗出生于威尼斯商人家庭。1271年11月,在他十七岁那年,和他的父亲尼格罗与叔父玛菲奥在家乡 启程,在地中海东岸阿迦城登陆后,沿着古代的丝绸之路东行,经过两河流域、伊朗全境,越帕米尔高原,经过艰辛的行程,于1275年5月到达中国的上都,此后又到达大都。他得到了元世祖忽必烈的信任,在元朝任职,从此留居中国达17年之久。在此期间,曾奉使云南、江南等地, 游历几遍中国。后因伊利汗国阿鲁浑遣使向元室求婚,他奉命护送公主出嫁,于1291年初从福建泉州离开中国,由海路去波斯。完成使命以后,于1295年回 到故乡威尼斯。后来在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中被俘,在狱中,他口述了在中国和东方诸国的见闻,由同狱的比萨人鲁思娣谦笔录成书。 但早在19世纪70年代,学术界就有人指出《马可波罗行纪》中有关中国的记载有不少遗漏,如英国的亨利·玉尔(Henry Yule,1820-1889年)在其翻译的《马可波罗游记》导言中就曾指出波罗遗漏了诸如万里长城、茶叶、妇女缠足、鸬鹚捕鱼、印刷、汉字等足以反映中 国特色的事物。20世纪60年代,德国着名的蒙古学家傅海波在其《蒙古帝国时期的中西接触》一文中,再次提出《马可波罗行纪》中没有提到中国茶叶和汉字以及他自称任官扬州、贡献投石机协助攻陷襄阳等 说法,或无史料支持或被证明错误,认为人们有理由据此对波罗一家长期居住中国的说法产生怀疑。70年代末以后,更多的英美学者发表了怀疑马可波罗到过中国 的文章,他们的观点引起不少中国学者的注意和反驳。辩论双方主要有英美方面的海格尔、克鲁纳斯以及伍德,而中国方面则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杨志玖教授为代表性人物。对于怀疑论者的怀疑和否定,杨志玖教授进行了一系列的辩驳。他将怀疑者的怀疑论据 归纳为以下四点: 1、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史籍中没有一件关于马可·波罗的可供考证的材料。 2、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事物在书中未曾提及,如茶叶、汉字、印刷术等。 3、书中有些记载夸大失实或错误,如冒充献炮攻陷襄阳、蒙古王世谱系混乱不清等。 4、从波斯文的《导游手册》中抄来的。 我们来讨论一下第一个怀疑论据。怀疑论者对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的最大质疑就是在整个蒙元时期的历史典籍中,至今没有发现有关他的记载,这是耐人寻味 的。一些学者认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马可·波罗确实在中国旅居过,只不过是他的一些故事和当时的一些历史事件相符而已。 杨志玖教授早年发现在《永乐大典·站赤》 中有关波斯汗王阿鲁浑派遣三位使臣向中国皇帝请求赐婚的记载和马可波罗游记中所说的相符合 ,而马可·波罗本人说他就是为了护送公主而离开中国。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史籍中波斯使臣的名字和游记中马可波罗所记得完全符合。对于这一材料,学术界认为 这是迄今为止在汉文文献中发现的唯一的和马可·波罗有间接联系的文献。这也就成为了肯定论者唯一感到欣慰的地方,至少可以成为怀疑论者攻击的挡箭牌。 可是怀疑论者认为可以肯定求婚确有其事,游记所记述的这段故事也是真实的。但是这段史料中并没有提到马可·波罗的名字,因此不能说明他一定参与其事,所以 不能由此引伸出马可·波罗曾经旅居中国。杨志玖教授却认为:“这篇公文内未提及马可波罗的名字,自然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但此文即 系公文,自当仅列负责人的名字,其余从略。由此可想到,马可波罗在中国的官职不会太高贵” 。向达教授也表明了相近的观点。确实元朝来中国的西欧人多如牛毛,中国的史料不可能都加以记载。即使被记载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也有可能佚失的。元代的 文献流失的情况是最严重的,杨志玖教授在《永乐大典·站赤》中发现了一条史料,作为马克·波罗真的到过中国的证据。我们试想一下,如果当年八国联军将《永 乐大典》毁坏的更彻底的话,今天谁还可能发现它呢? 1865年,颇节认为马可·波罗就是1277年4月2日的枢密副使孛罗。这就是的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国内外学者都受这一论断的影响,将Marco Polo译为孛罗。这些都是文献中颇节的依据所在:1、《元史》卷七 世祖四 至元七年二月丙子 “帝御行宫,观刘炳忠、孛罗、许衡及大常卿徐世隆所起朝仪,大悦,举酒赐之。” 至元十二月申朔 “改司农司为大司农司,添设巡行动劝农使,副各四员,以御史大夫孛罗兼大司农卿。安童言孛罗以一臣兼领前无此例。有旨:“司农非细事,朕深谕比,其今孛罗 总之。”;2、《元史》卷八 世祖五 至元十二年 夏四月 “以大司农、御史中丞孛罗为御史大夫。”;3、《元史》卷九 世祖六 至元十四年二月丁亥 “以大司农、御史大史、宣慰使兼领侍仪司事孛罗为枢密副使,兼宣慰使,领侍仪司事。” 这一论断的最初提出时确实让人为之鼓舞,可是很快它就被证明为伪证。但从时间上推断,三个文献记载的时间分别是1270年、1275年、1277年,而那 时的马可·波罗正在往中国的路上或者是初来乍到。根本不可能会获得如此的重任。另外笔者在翻阅《元史》时也发现了其他的材料::1、《元史》卷九 世祖六 至元十三年秋七月甲寅 “赐诸王孛罗印”;2、《元史》卷二零五 延佑三年三月 “置打捕鹰坊民匠总管府,设官六员;断事官八员,延福司、饮 署官各六员,并兼周王常侍府。” 三月壬申 “鹰坊孛罗等扰民于大同,射拘还所奉玺书。禁天下春时田猎。”由此可见,“孛罗”一词在元朝时是很频繁出现的,材料有限,不敢妄加推测,不过依据《元史》 的材料我认为“孛罗”应该是蒙古贵族的一个姓氏。另外关于马克·波罗的争论还有很多很多,但是笔者能力有限,只好等我日后慢慢到来。 马可·波罗至少有过7个汉译名,因为能力和条件所限,不可能查找全部原文,现在所列的只是现有资料互相比对的结果。1853年,香港英华学院《西国通商原 委》译为“马歌坡罗”;1874年,映堂居士的《元代西人入中国述》译为“博罗玛格”;1913年,魏显、林纾的《元代客卿马哥博罗游记》译为“马哥博罗 ”;1929年,张星烺翻译的《马哥孛罗游记》译为“马哥孛罗”;1936年,冯承钧翻译的《马可波罗行纪》译为“马可波罗”。另外还有“马可孛罗”以及 现在的“马可·波罗”。其中前六个译名都是按照中国人汉族人名的习惯将姓和名合并,这样比较容易被中国人所接受。但是这样的译名让读者难以了解“马可波罗 ”那个是姓那个是名。所以我建议除本人意愿或约定俗成作为例外对待以外,还是采用“马可·波罗”的规范译法。 马可·波罗的游记多被译为《环宇记》或者是《马可波罗游记》,但我用的是冯承钧先生的版本,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出版,故称之为《马可波罗行 纪》。 杨志玖:《再论马可·波罗书的真伪问题——剖析怀疑论者的论据和心态》,《中西文化交流先驱——马可·波罗》,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永乐大典卷之一万九千四百十八》,站赤:驿站。公文如下:十七日,尚书阿难答、都事别不花等奏:平章沙不丁上言:“今年三月奉旨, 千兀鲁解、阿失必呵、火者,取道马八儿,往阿鲁浑大王位下。同行一百六十人,内九十人已支分例,余七十人,闻是诸官所赠遣及买得者,乞不给分例口粮。”奉 旨:勿与之! 第十七章 尼古剌玛窦马可之求大汗放还本国 “因是阿鲁浑遣派贵人曰兀剌台、曰阿卜思哈三人,携带侍从甚盛,往大汗所,请赐故妃卜鲁汗之族 女为阿鲁浑妃。” 杨志玖:《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1941年

2018年12月15日,“马可·波罗及其《行纪》的历史面相”暨《马可·波罗与元代中国》新书发布会在天津图书大厦举行。关于马可·波罗和他的东方旅行,在学界、媒体曾几度引发讨论,场面热闹的纷争背后,究竟真相如何?在这次分享会的座谈环节,《马可·波罗与元代中国》的作者、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马晓林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治安、元史研究会副会长、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晓欣、北京大学博雅博士后研究员求芝蓉一起与读者交流了这场持久论战背后的故事。本文系现场讨论的文字整理,内容有删节。

意大利威尼斯马可·波罗故居附近的水道2014年摄。新华社发

主流学界的肯定回复:马可·波罗来过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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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我们知道《马可·波罗行纪》对元代中国有详尽的描述,作为一部历史文献,它被许多历史学家征引。但如马老师所说,作为一个具有文化符号性的历史人物,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马可·波罗,他身上带着许多疑点和争论。曾有一段时间,马可·波罗究竟是否确有其人?他是否真的到过中国?人们对这样的问题都有疑问。请老师跟大家谈谈吧。

马可·波罗的《游记》 资料图片

马晓林:有些人说马可·波罗是虚构的,实际上不存在这个疑问。因为除了《行纪》,留下来的还有如遗嘱这样的法律文书,包括马可·波罗伯父的、叔父的、异母弟弟以及马可·波罗本人的遗嘱都留下来了。这都是有原件的,存在威尼斯图书馆、档案馆里。了解欧洲中世纪史的朋友可能都知道,罗马帝国之后,意大利都是分裂的,一直到19世纪,才重新统一。威尼斯是一个城邦国家,又是一个商业社会,精英基本上都是商人。这些商人最重视的就是经济。所以跟经济相关的文书,他们都保留着。1311年马可·波罗跟人合伙买麝香,互相签订了合同,原件都存下来了。还有他的堂兄弟买房子的契约,他的女儿离婚打官司的文书,等等,也留下来了。这都是可以证明马可·波罗确有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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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与马可·波罗相关的档案、文献资料可以证明之外,与他同时代的学者在其书中也有谈到过马可·波罗。帕多瓦是距离威尼斯大概三十公里的城市,它是当时一个文化中心。1222年在这里建立了帕多瓦大学,科学史上有名的伽利略在这儿当过教授。在这儿执教过的,还有与马可·波罗同时代的一位学者,叫彼得罗·阿巴诺,他是科学家、天文学家、哲学家。彼得罗·阿巴诺在他的着作就提到了马可·波罗,这是马可·波罗第一次被别人的着作提到。他们二人年龄差不多,可能差一两岁,去世的时间也差不多。而且彼得罗·阿巴诺住在帕多瓦,离威尼斯也非常近,三十多公里。他的着作主要是天文、地理方面的内容,所以他想尽可能多地了解相关的知识,而马可·波罗是当时知识最多的一个人,所以他跟马可·波罗交谈,他把马可·波罗口述给他的内容写在了他的书里。更重要的是,这些内容很多是不见于《马可·波罗行纪》的,也就是说,他不是从《行纪》里抄来的。确实是马可·波罗告诉他,他再记下来的。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马克·波罗像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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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罗·阿巴诺的雕像

李治安 南开大学讲席教授,国家级教学名师,前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国家社科基金评审委员会历史组成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主要从事元史及政治制度史的实证研究,著有《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元代行省制度》《元代政治制度研究》《忽必烈传》《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等。

刚才说,现代人对马可·波罗有不同的解读,其实在历史上不同时代的人对马可·波罗的认知也不一样。同时代的彼得罗·阿巴诺是尊重马可·波罗的,他愿意听取马可·波罗的意见,当时大家都知道马可·波罗是一个去过东方、知识很丰富的人。马可·波罗的坏名声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我觉得是大航海以后,尤其是明清之际,很多欧洲人,特别是欧洲传教士拿着马可·波罗的书,到中国一看,很多情况都对不上。因为过了几百年了,时代变了,社会变了,当然跟书里对不上了。但他们就觉得,马可·波罗肯定是个骗子。根据我这几年读的书有这样一个感受,就是说马可·波罗被污名化,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越来越猛的。

马可·波罗(1254年—1324年)是中世纪伟大旅行家,中西交通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他的《游记》在西方人描绘中国的书籍中最为渊博精彩,影响流传也最深刻久远,某种意义上充当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碰触的先驱和桥梁。

李治安:关于马可·波罗来华问题的争论,是杨志玖先生研究的三大问题之一,花了将近四五十年的时间。《马可·波罗游记》及来华问题,实际上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人们就开始关心了。马可·波罗这个名字,也是传教士到了中国以后又传到中国的,包括马可 波罗的这本书。

然而,有关马可·波罗来华及《游记》,近百年来不乏质疑和争论,我们的这次讲座,主旨就是概略介绍学界对此的研究成果,并希望厘清马可·波罗来华史实的基本情况。

对马可·波罗来华的身份问题,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候,人们就有些困惑。最早有些说法认为,他是元朝枢密副使孛罗,当然这个说法很快就被推翻了,枢密副使另有其人。岑仲勉就有一个文章来反驳这个说法。从这种附会的解释也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的一种困惑和焦虑,就是中国的古籍汗牛充栋,为什么就没有这么一个大名人的行踪和名字?这个人的真实性,这个游记的真实性,究竟如何?所以,从上世纪对他的身份的讨论开始,马可·波罗来华的真实性就受到了很大的挑战。确实,这客观上也是因为蒙古征服以后,来华的西人太多了,据初步的估计,至少有几十万接近百万的人,包括一些有留下游记的人,都没有在中国古籍中留下名字。这是因为元朝有元朝的特殊情况,元朝文化、元朝的语言世界有三个:蒙古人一个圈子,色目人一个圈子,汉人一个圈子,彼此之间都要翻译官翻译,马可·波罗一家三人在这儿待了十几年,不用汉语都可以生活,所以这是一个特殊的情况。

马可·波罗来华原委与《游记》问世

当然,这里边不能不说起杨志玖先生的杰出贡献。1941年他在西南联大上研究生的时候,因为他是回族人,他的硕士论文题目就是研究元代的回回人。他收集材料的时候,就收集到一个在江淮行省做平章的沙不丁的史料,他把《经世大典·站赤》中关于这个人的记载抄到了一块儿,就发现,这段记载与《马可·波罗游记》中的有些情节是一致的。最主要的是,他发现伊利汗国即位的君主阿鲁浑大王,派了一个三人使团到忽必烈大汗的东方,其中一个使者叫火者,三个使者被派来迎娶阿鲁浑的妻子——他此前妻子亡故了,亡故的时候留下遗嘱,建议阿鲁浑大王再娶的话,还应该娶伯牙兀氏,就是她的同族的女子。在《马可·波罗游记》和《经世大典·站赤》中间都有这个使团从泉州离开中国的行踪。杨先生利用这篇资料,写成了一篇五千来字的文章,发表在顾颉刚先生主持的《文史杂志》上,这个文章实际上打开了马可·波罗来华真实性研究的一扇门扉。

马可·波罗出自意大利威尼斯城波罗氏。祖父名安得利亚·波罗,伯父马可,父亲尼柯罗,叔父马菲奥,俱以商贸为业。伯父马可相继在君士坦丁堡和黑海北岸克里米亚半岛的索尔得亚经商及设货栈,他的两个兄弟又继续向东经营发展。为纪念伯父,尼柯罗的儿子马可·波罗袭用了老马可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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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三次西征,蒙古四汗国占据了亚洲中部、西部及东欧部分地区,其嫡孙忽必烈还在东亚建立起元王朝。尼柯罗、马菲奥两兄弟利用东西方交通大开,于1260年从威尼斯负贩商货,东赴君士坦丁堡、索尔得亚、钦察汗国都城萨莱和察合台汗国的不花剌,最终于1265年首次抵达元朝的都城上都,受到优礼接待。不久,两兄弟奉忽必烈之命出使罗马教廷,联络请教皇派百名教士东来等事宜。因旧教皇去世和等待新教皇选出,尼柯罗、马菲奥兄弟于1271年携马可·波罗踏上回元朝的旅途。同行的两名传教士中途畏难西退,马可则跟随父、叔继续东行。1275年夏抵达元上都,向忽必烈汗复命,并呈递教皇复信等。1260年—1275年他们两次来华的路线,基本是汉唐陆上丝绸之路。

马可·波罗很出名,《马可·波罗游记》更出名。但是人们会问三个问题,也是马可·波罗来华真实性争论的三个焦点:第一,为什么中国的书里面没有见到马可·波罗的直接记载?中国的书号称文史记载是最全的,为什么没有他的名字,没有他的行踪?第二,《马可·波罗游记》中有很多错误的东西,有很多漏记的东西,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第三,马可·波罗在中国究竟是干什么的,他的身份是什么?杨先生的文章除了考证三人使团的人名,还考订了马可波罗离华的时间,不是1292年,而是1291年,这起码解决了第一个问题,而且主要是用汉文的文献。杨先生这篇文章发表之时,正值二战,这个文章没有及时被西方的主要学者所看到,伯希和也没有看到杨先生这篇文章。但是伯希和利用《多桑蒙古史》乃至波斯文史籍的一些记载,也考订了马可·波罗离华不是在1292年,而是1291年。另外,波义勒1970年也写了一篇文章,用波斯文的拉施特《史集》中的一些史料,证实阿鲁浑汗的继承者,即伊利汗国的继承者合赞汗在波斯的某个城市接见了火者为首的三个使者。

据马可·波罗所述,忽必烈汗对尼柯罗、马菲奥兄弟不辱使命并如约东返,颇为赞赏。又见马可聪慧谨慎,甚是宠爱。多次派他出使各地,皆能尽职尽力,报告详明,大汗感到满意,故给予诸多优渥待遇。于是,父子叔侄三人在中国生活了17年。

所以,伯希和、波义勒和杨先生,在不同的地方利用不同的史源都印证了马可·波罗来华,尤其是离华,经过波斯回到威尼斯的这样一个经历是真实的。这三个使臣的使命是完全符合《经世大典》的记载,这和《马可·波罗游记》中的记载形成证据链,起码是三点形成了证据链:汉文、《马可·波罗游记》和波斯文的拉施特《史集》,证实了这份真实。所以,虽然马可·波罗的人名不见于汉人的史籍,但是马可·波罗离华已经证实,来华也就真实了。

波罗一家久居东土,思念故乡心切。恰逢伊利汗君主阿鲁浑的元妃卜鲁罕逝世,阿鲁浑遣三位使臣到元廷求娶卜鲁罕的同族女。1291年初,马可·波罗父子叔侄获准随同三位波斯使臣护送17岁的阔阔真“公主”赴伊利汗国完婚。他们从泉州港航海两年多,到达波斯,完成护送任务后辗转回到威尼斯。他们离华返程路线大抵是唐宋以降的海上丝绸之路。

“文革”以后,1982年杨先生恢复了元史的研究,也恢复了马可 波罗的研究。那时候,我和王老师已经攻读了杨先生的硕士。杨先生连续发表了七八篇文章,就和国际、国内怀疑马可 波罗来华的一些学者展开了论战。我称这次论战是“世纪性”的论战,因为它确实持续了70年——1920年代马可·波罗的身份就引起了争论,一直到现在,还是有争论的。杨先生后来还连续写了多篇文章,包括1999年出版的《马可·波罗在中国》这本书,主要是和英国大不列颠图书馆中国部主任伍德博士的争论。伍德博士写过《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那本书在世界上影响很大。她是汉学家,但她不是搞蒙元史的,不是搞中西交通的,她在北大留过学,也懂中文,但是她不是搞历史,是搞文化的,她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北京四合院的。所以,赞成马可·波罗来华是真实的,大体上都是蒙元史学者、中西交通史学者,当然也包括外国多数搞《马可·波罗游记》文献的专家;而怀疑马可·波罗来华真实性的学者,可能是过去的传教士乃至一般的文化学者。他们特别感兴趣的问题,比如《马可·波罗游记》中为什么没有提到长城,为什么没有提到妇女裹脚,为什么马可·波罗在中国待了十七年却没提到过汉字?

回到故乡威尼斯后的第二年,马可·波罗参与威尼斯和热那亚的战争,不幸被俘。在狱中,马可口述东方旅行见闻,由同狱的比萨城小说家鲁思梯切诺整理,于1298年撰成《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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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游记》以记述忽必烈时期的中国蒙古、中原、江南、西南、西北为重心,还用一些篇章描述日本、印度、波斯及非洲等国的情况,内容非常丰富,几乎包罗欧洲以外的东方世界,故又名《寰宇记》。

《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

《游记》问世以来,流传甚广,版本和译本达数百种之多。马可·波罗被公认为中古伟大旅行家,中西交通的友好使者。一部《游记》架起了西方人认识、了解中国及东方的桥梁,西方人知中国必先知马可·波罗。此后的哥伦布寻找和发现美洲新大陆,就直接受其诱导驱动。公元13世纪,以丝路为通道的中西交通大开,成就了马可·波罗的中国之旅。马可·波罗来华及《游记》又是700多年前陆地丝路和海上丝路空前繁荣的最有力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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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马可·波罗来华及《游记》的百年学术争论

《马可·波罗在中国》

马可·波罗来华及《游记》虽然是中西交通的划时代事件,但早在马可·波罗返回威尼斯后于1298年刊布《游记》并宣扬一系列东方奇特见闻之际,因其威尼斯商贾出身,在中世纪基督世界中人微言轻,社会信赖度偏低,不少人就曾对马可·波罗的描述表示怀疑。甚至在马可·波罗临终弥留之际,一些亲友还要求他痛加忏悔,马可·波罗断然拒绝,声称所言尚不及见到的一半。

其实,杨先生、包括杨先生同时代乃至以前的一些人已经陆陆续续对这些问题都有解答,尤其杨先生的贡献更多一些。比如说,为什么马可·波罗没有记过长城?主要是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的多数都是明长城。在马可·波罗时代,在元朝的时候,看到的主要是金长城。秦汉的长城早就坍塌了,要见到地面以上遗存的几乎很困难。而所谓金长城是汉人的俗称,其实它是壕沟,是往地下挖的,是为了防蒙古而挖的壕沟,所以当时不会有万里长城的概念。虽然马可·波罗没有记载金长城,但是他记载了汪古部,汪古部恰恰是给金朝人守“长城”的一个部族。汉字问题,杨先生也有反驳。马可·波罗因为不懂汉文、汉字,所以没有多记载。但是,他记载了元代的纸钞,元代纸钞上就有汉字,不仅有汉字,还涉及印刷术。很多否定马可·波罗来华的人也提到了印刷术的问题,认为中国的印刷术是四大发明之一,为什么马可·波罗没提到?其实他记载纸钞,纸钞既印证了汉文,又印证的印刷术。而妇女裹脚的问题,是因为马可·波罗不懂汉语,不在汉人圈子里。而且在元朝,缠脚的风俗只在一部分上层妇女中流行,还不像明朝那么普遍,马可·波罗没有记载、漏记也说得过去。类似这样的问题,杨先生都有很好的解答和反驳。

后来,怀疑说仍在持续。特别是16世纪西方传教士大批东来,看到明清“闭关锁国”政策下日益衰败的中华帝国,与《游记》的描述以及与大航海时代的西欧相比,反差颇大,故而对马可·波罗的负面评价或偏见陡然上升。

还有马可·波罗在华的身份问题,杨先生乃至后来的蔡美彪先生都有很精彩的研究。现在越来越觉得,马可·波罗曾当过扬州总管这些推测都靠不住。因为元朝的总管很多,很可能马可·波罗是斡脱商人,因为他家原来就是商人出身,包括他记载的一些事情,对商人的一些行迹、习惯都有很好的反映,对经济史的很多东西,对于物产等有关商人的街面上的东西,他记载得非常详细。我个人在一篇文章中间也提到,他除了斡脱商人的身份——受大汗或领主委派去通商,有点官商的意思的商人——他可能还有一个附带的身份,就是宫廷的次要侍从。否则的话,有些事情他不可能参与,比如说乃颜之乱。我的研究认为,他随着忽必烈亲征,到大兴安岭这一带去打乃颜去了,不然,有些记载不会那么逼真。他确实有很多讲错的地方,也有很多吹嘘的地方,但是这部书毕竟不是史书,而是偏重于商人的地理行纪式的书,而且不是他自己记得,是别人笔录的。所以既要看到它的价值,但也不要对它进行苛求。我们过去真实的史书还有很多漏记的或者错的内容,何况它是一部商人的地理的行纪式的着作,它并不是一部严谨的史书。当然,它有非常有价值的地方,为什么蒙元史、中西交通史的很多学者对这本书特别重视,就是因为它确确实实记载了非常多可以补充我们史书的内容。

最近一百多年时间里,国内外一批优秀学者纷纷加入到马可·波罗来华及《游记》真伪的讨论,其中不乏亨利·玉尔、伯希和、杨志玖、柯立夫等学界泰斗。持肯定说和持否定说的争论长达一个多世纪,且延续至今,学术与社会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王晓欣:我稍微补充几句。马晓林老师这部新着的出版,在我看来,是体现了我们中国马可·波罗研究的学术传承。大家公认,中国的马可·波罗研究第一人就是杨志玖先生,在杨先生去世后,有一段时间这方面的研究有些停滞的。但是我们很高兴地看到,现在这个工作仍然在继续地深入下去,而且开辟了一些新的方向。

早在19世纪90年代,英国著名学者亨利·玉尔在《马可波罗游记·导言》中就指出,《游记》中有多处遗漏,如长城、茶叶、妇女缠足、鸬鹚捕鱼、人工孵卵、印刷书籍、中国文字等。书中还有地名多用鞑靼语或波斯语、记成吉思汗死亡及其子孙世系等讹误。这些批评是严肃和中肯的,也并没有影响亨利·玉尔对《游记》的整体信任与杰出的翻译工作。

马可·波罗在西方也有过不同的评价。马老师说的,他认为马可·波罗的污名化是在传教士来华、明清时代以后,我对此稍微有些不同的观点。因为马可·波罗的污名化,实际上是要分层次的。马可·波罗的东西刚流传到欧洲社会的时候,一般社会大众很难接受,这对他们的世界观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东方竟然有如此富庶的文明国度!所以,那个时候就有相当多的人认为马可·波罗是在吹牛。有这么一个记载:马可·波罗在去世前,人家要求他忏悔,而马可·波罗的回答是“我所说的不到我所知道的一半”。他不愿意忏悔,但是那个时候确实已经有人认为他是在吹牛。刚刚马老师也提到,一些比较有学问、有见识的地理学家或科学家和马可·波罗的观点一致,或很尊重他。再过了一段时间,到了明清时代,传教士来以后,或者是“地理大发现”前后,有一些人就认为马可·波罗的记述可能和他们所了解的东方不太一致。但是到了18、19世纪以后,他的价值又开始被社会所认同。大家认为他给我们揭示了一个新的东方,对“地理大发现”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他在社会上的地位,有一段时间是很高的。到了20世纪以后,学术界有些人提出了一些疑问,当然经过学术讨论以后,很多问题已经被搞蒙元史或搞中西交通史的学者解决了,但是,在文化界有相当部分的人,包括媒体,很热衷于要给马可·波罗这本书挑点刺,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是要博眼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大概是20世纪初开始,我统计是每十到二十年就有一些人会提出很严重的质疑——尽管这个质疑在我们学术梳理的角度上看,实际上是不断重复以前的疑问,但是质疑积累后,集大成的就是伍德的《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这本书后来还翻译成中文了,而且在中国影响还非常大,甚至一度压倒了《马可·波罗行纪》这本书的影响力。

不过,由此开始,中外学界讨论马可·波罗来华的第一回合序幕拉开了。

但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伍德那本书出来以后,在西方的史学界也不被认同。不仅是中国像杨先生以多篇文章进行商榷、反驳,包括西方最有名的蒙元史专家,比如澳大利亚的罗依果先生,他是国际蒙古学大会的主席,以及最早对马可·波罗是否来华有过疑问的德国学者傅海波,都承认马可·波罗肯定来过中国。罗依果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他最后给伍德的回应很不客气,他文章的结尾说:对不起,伍德,马可·波罗是来过中国的。意思是,你这个东西根本站不住脚。所以,在主流学术界,这是没有人再质疑的问题。进入21世纪之后,日本和意大利曾经有学者又提出质疑,他用一个很站不住脚的理论来质疑马可·波罗,但他不是主流学者,而且提出的内容也不新鲜。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外相继出现过颇节、张星烺、束世澂等“马可即元朝廷枢密副使孛罗”的说法,旋被学界否认。上述对马可·波罗在华身份的误判,明显属粗疏比附,但背后也隐含着学者们的某种困惑。因为在素有“汗牛充栋”之誉的中国史籍内,居然未能寻见马可·波罗的名字和事迹,这不能不令当时的中外学人不安。

今天在场的读者、同学,大家要有一个比较坚定的信念:学术界是没有人质疑马可·波罗来过中国的。

1941年夏,在西南联大攻读研究生的杨志玖,无意中发现《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八《经世大典·站赤》中一段相关记载,撰写并发表了《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该文比勘考订《站赤》公文中“取道马八儿,往阿鲁浑大王位下”的三位使者兀鲁、阿必失呵、火者,与《游记》中提及的Oulatai、Apousca、Coja完全相同,进而考证出《游记》所述马可·波罗伴随蒙古公主自泉州离华和经波斯返威尼斯是真实的,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杨氏还订正马可·波罗离华时间是在1291年初,而不是西方人说的1292年初。这一揭示是汉文记载中迄今唯一可见马可·波罗在华行踪的考证与研究,“替《马可波罗游记》提供了可靠的证据”,受到向达、顾颉刚、汤用彤、傅斯年等学界专家的很高评价。

打破隔阂做研究

不过,由于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相对隔绝,许多西方学者没能及时看到杨志玖的这篇论文。令人欣慰的是,法国著名东方学家伯希和虽然在晚年疾病缠身,但他仍旧在《马可波罗游记注》“阔阔真”条中,巧妙地利用哈模《伊儿汗史》和多桑《蒙古史》对合赞汗的记事等西方资料,同样考订出马可·波罗离华是1291年,此考与杨志玖的年代考订等不谋而合。1970年,英国学者鲍埃勒发表论文《拉施特与法兰克人》,又揭出波斯文《史集》有关合赞汗在阿八哈耳城接见阿鲁浑汗所遣自中国迎娶卜鲁罕元妃同族女阔阔真的火者等使团且与阔阔真成婚的原始记载,进一步印证和支持了杨志玖的考证结论。

王晓欣:马可·波罗研究需要打通各个文化圈的隔阂。确实在很长时间里,英语文化圈掌握话语权。我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陪杨志玖先生去意大利驻华使馆参加过一次关于马可·波罗的研讨会,与会的都是意大利一般的文化学者,讨论的问题较浅。实际上,意大利真正在搞文本研究的一些专家学者,也没有进入意大利做马可·波罗和中国关系研究的圈子里。他们当时感兴趣的、重视的是,这是中意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他对中意关系有什么帮助,等等。甚至他们还花很大篇幅要去争马可·波罗的出生地,因为马可·波罗的出生地在现在克罗地亚的科尔切拉岛,他们要去和克罗地亚争。而意大利版本学家的工作,无论是中国学界还是英语学界都没有给予重视。所以,马老师的新书在这方面有很大的突破。我想,不管是专门搞历史的同学,还是对历史感兴趣的读者,都能在这里面看到一些以前马可 波罗研究中看不到的东西,也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

1976年,美国哈佛大学柯立夫发表《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汉文资料及其到达波斯的波斯文资料》,综合评价了杨志玖、伯希和、鲍埃勒三位学者各自独立的研究,特别详细介绍并肯定了杨文的考证发现。由此,杨志玖最先考订马可·波罗来华真实性的杰出贡献,逐渐被国内外学术界所承认。因杨志玖与伯希和、鲍埃勒等协同探究,某种意义上树起了马可·波罗来华之肯定说的“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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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德国学者福赫伯撰《蒙古帝国时期的中西交往》,列举《游记》中扬州做官,献抛石机攻陷襄阳,未提茶叶和汉字书法等疑点。认为波罗一家是否到过中国,还是个没能解决的问题。正如前面所述,类似的质疑早已出现在19世纪末亨利·玉尔的《马可波罗游记·导言》中。针对这些问题与怀疑,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持肯定说的学者与怀疑-否定说的第二回合讨论就此展开。

《马可·波罗与元代中国》

1982年初,杨志玖发表《关于马可波罗在中国的几个问题》,聚焦“马可·波罗懂不懂汉语”“马可·波罗是否做过扬州总管”“《中堂事记》的发郎国人是否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三个议题,就亨利·玉尔、颇节等争议的马可·波罗的语言文字能力、在华身份和相关汉籍史料等热点,作了中肯而有说服力的论证。

前一段时间,我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个学人评价说,《马可·波罗与元代中国》是近十年来马可·波罗研究最重要的着作。我想这个评价不算高,马老师他们这个团队,无论是作为单位,还是作为个人,可以说都站在现在马可·波罗世界研究的最前沿。所以,希望这本书能够引起学界和读者更多的关注。

1979年,美国学者海格尔翻检《游记》全文,检出某些矛盾和可疑之点,发表《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从内证中看到问题》,提出马可·波罗只到过元大都,有关中国其他各地的记述皆系道听途说。1982年底,杨志玖撰《马可波罗足迹遍中国》一文,与海格尔商榷。他考订马可·波罗奉使云南、波斯、印度以及镇江、福州、苏州等城描述,找出了一些在中国南方的行踪内证,雄辩证明历史上的马可·波罗不仅到过中国北方,也到过南方。

求芝蓉:刚才李老师提出,波斯文中也有马可·波罗离华的记载,因为我最近正在做这方面的相关研究,所以可以做一点补充。1941年杨先生提出这个问题之后,基本上中国学者包括日本学者是完全认同了这个观点,认为马可·波罗是在1291年走的。但是,学术隔绝的奇怪之处就在于,英语圈子和我们没有太多的交流,所以波义勒在写《拉施特与法兰克人》的时候,他其实没有提到杨先生的论点,而仅仅从波斯文出发。他的文章是1971年写的,他看到1959年出版的伯希和《马可·波罗注》,而伯希和引用的是奥地利人用德语写的《伊利汗国史》,里面复述了一下波斯文的史料,没有直接用波斯文。但是波义勒是能看波斯文的,他就把波斯文史料抄出来了。进入20世纪之后,欧洲最着名的研究马可·波罗的学者梅纳尔,是一个法国人,他就说英国人波义勒写得不对,写了一篇长文来反驳。他用《史集》英译本的资料去说事情,但是他完全不知道杨先生的研究,所以也没有引用。

1992年,蔡美彪发表《试论马可波罗在中国》,认为马可·波罗在中国17年间,既不是作为旅行家或传教士,也不是作为色目官员居留中国,而是一名色目商人,亦即作为斡脱商,在中国各地以至南海诸国从事商业贸易。《游记》只讲各地见闻,很少讲他本人的事迹,可能就是由于这个缘故。中国文献中不见他的记事,可能也是这个缘故。马可参与扬州的商务管理,充当使臣随员奉使哈剌章和印度,均可从其斡脱商身份得到合理解释。这是继枢密副使及扬州总管说被推翻后解读马可·波罗在华身份且取得突破的重要论文,有力回应了怀疑-否定说的相关不实之词。

现在说,要打通几个学术圈,这一点可能要向日本学习。日本人其实很早就开始关注马可·波罗这本书,因为马可·波罗可能是第一个记载日本的西方人。所以日本人很关注这本书,很早就有译本,而且有好多个译本。马老师介绍说中文的译本虽然有很多,但学术界能用的可能只有一个冯先生的译本。而在日本,他们不仅有好几个很好的译本,而且已经关注到不同的版本所记载的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是分别去翻译,会追溯到源头,说是根据哪个版本翻译的,包括月村辰雄和爱宕松男的这些译本都是这样。他们还在第一时间引进了一个非常漂亮的马可·波罗的抄本,全彩影印并且翻译出来。像爱宕松男1951年的时候也发表了一篇关于马可·波罗什么时候到中国、什么时候离开中国的文章,他明显就打通了中西学术,注意到了杨先生的研究,也注意到了波斯文史料。所以日本学者在这方面走在了我们前面。

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肯定说学者与怀疑-否定说集大成者伍德的第三回合讨论,更为激烈和精彩。

21世纪日本最重要的马可·波罗研究者,其实是做意大利文学的,特别是意大利的骑士文学,叫高田英树。他把马可·波罗的版本中,最重要的三个系统——F本、Z本和R本,分别翻译,放在一起出版,而且把三个版本中不同的地方都标出来了。透过他的工作,你就非常清楚,原来版本之间,哪些东西是它们共有的,哪些可能是后人一点一点往里加的。可见,日本学者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而且高田英树虽然是文学研究者,但他也读了很多史学的内容,特别是,他既会意大利文,也会法文、拉丁文,所以他看了大量的西方文献,这也是我们现在中国研究马可·波罗的学者所欠缺的一点。虽然他的学术规范不是很好,不太出注,但是他引用了大量的西方文献,特别是中世纪与马可·波罗同时代的文献来论证很多我们看来很难的问题,比如马可·波罗是怎么从威尼斯出发到里海,他是坐什么船去的,他是怎么从海上从波斯返回威尼斯的?高田英树会告诉你,当时威尼斯帝国是多么强大,十字军东征打到耶路撒冷是因为有威尼斯共和国的支持,所以从威尼斯出发到耶路撒冷附近是有船来往的,而这个船是有一定时间点的。根据这些,高田英树会告诉我们,马可·波罗一定是在秋季或春季哪一个时间点出发,哪个时间点到达波斯,所以他才能够在什么时间点到达中国;或他什么时候从中国离开。当然他也是继承了很多前人的观点。

弗兰西丝·伍德博士又名吴芳思,长期担任英国不列颠图书馆中国部主任,曾在北京大学学习中文,是擅长四合院等建筑研究的“中国通”。她于1995年出版《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该书以专著的形式出现,所引参考书97种,除导言、结语之外,正文包括十五章,洋洋大观,集怀疑-否定说之大成。其观点依然基本承袭怀疑说,即依然重点质疑“记载失误”“记载遗漏”“汉文文献无正面记述”三个基本方面。之所以称其为集大成,又在于该书不仅使以往一些较为笼统、模糊的提法更为明确、更为系统,而且广泛搜集相关资料,又取多种前人说法为其所用,使其论说较为充分,趋于成熟。还将怀疑说更深入一步,由怀疑走向否定。该书被译为法、日、德、中等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发行,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和议论。

我现在跟北大荣新江老师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我们的读书班在之前有争论的问题上还是很有推进的。比如关于裹脚的问题,我们最近读到Z本里面有一条小小的记载,它说:中国的女孩们为了保持贞洁,她们走路的步子一定要非常小,她们迈一步不能超一根手指的距离。如果你的脚是正常的,是绝对走不出这个步子的。如果这么推测的话,他其实已经关注到她们的脚。但作为一个外国人,他可能没有办法去看人家裙子底下的脚是多大或多小。从这方面来看,有很多问题,随着我们认真地对待每一个文本,深入阅读之后,还是能去解决很多问题的。还有长城的问题,除了李老师说的那一点外,现在学界也注意到,蒙古人很喜欢把城墙都毁了,他们只要打到哪个地方,就把当地所有的防卫设施都摧毁。所以元代最开始的时候,整个中国的城墙基本上全都毁了,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城墙都是明朝建的。假设当时有长城的存在,地面上还遗留有一部分,蒙古人来以后,可能就把它毁掉了,所以马可·波罗看不到长城是很正常的。

为澄清是非和端正视听,杨志玖先发表《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对〈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的回答》。1999年又撰写《马可波罗在中国》一书,与伍德等展开新的一轮论辩。该书驳论分为五部分:1.“旧话重提”,回顾怀疑论者的论题及失误与缺陷。2.以“否认确据”为题,指出伍德一书对“站赤”所载马可·波罗离华史料不能全面认识;兼述“王著杀阿合马事件”在《游记》、《史集》、《元史》中记载的异同及价值,并指出伍德的理解偏差。3.重点谈《游记》的“版本问题”,认为用版本不同来否定马可·波罗书真实性的方式,并没有什么说服力。4.“漏载释疑”,对伍德指摘《游记》漏载的瓷器、印刷、汉字、茶叶、缠足、长城等物,逐条予以阐明论证。5.“结语评析”,澄清伍德对马可·波罗的旅行路线、资料来源等误解,并强调两条为《游记》所独有而未见于西方同期的关键史料:元朝法律笞刑数目和马薛里吉思在镇江活动。“若说是抄自波斯文指南,试问,哪有如此内容丰富的指南书可抄?”用反证法证实伍德观点的不可靠性,明确回答“马可·波罗到过中国”。

在此前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罗依果1998年发表《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评吴芳思〈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针对其马可有关蒙古公主到波斯嫁给伊利汗阿鲁浑的故事是“从其他材料中借来的”的说法,直接引用伯希和和罗沙比的论说予以反驳:伯希和已说过“波罗关于阿鲁浑派遣的使团的详细描述是完全可信的”;罗沙比在《剑桥中国史》中也评述:“诸如此类的怀疑都已被杨志玖永久地否定了。他最终证实马可·波罗在忽必烈统治时期曾经到过中国”。还指出,伍德所云“马可应用波斯语地名说明他可能是根据波斯语来源写的”,是没有根据的。同年,黄时鉴、龚缨晏发表《马可·波罗与万里长城——兼评〈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针对伍德着重抨击的漏记长城问题,明确指出:秦汉长城时至元代时绝大部分已荒芜残破为遗址,仅出现在元人诗文咏唱及地理文献中。是时可以看到的是与长城不同的“金界壕”。而作为中外普遍重视的主要景物或中国象征的明长城,是晚至百年之后才修筑的。马可·波罗在《游记》中没有提到长城,合乎情理,也很正常。此外,还有黄时鉴撰《关于茶在北亚和西域的早期传播——兼说马可·波罗未有记茶》和《元代缠足新考与马可·波罗未记缠足问题》,大卫摩根《马可波罗在中国与否》,陈得芝撰《马可波罗补注数则》和《从亦黑迷失身份看马可·波罗》,等等。这些文章也不约而同地反驳了伍德等的怀疑-否定说。

值得一提的是,2000年夏,杨志玖在天津南开大学发起并主持了“马可波罗与13世纪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特意延请伍德博士等前来进行面对面的对话,并登坛阐述主旨观点。与会中外学者从广度与深度上提供了不少雄辩而有说服力的证据,推动了马可·波罗来华研究的纵深发展。譬如克罗地亚的安东尼奥·西蒙内帝《百万:马可波罗绰号的交互影响——数量单位及其著作》,瑞士米歇尔·汉斯《重建马克波罗的旅行——传说与真实》,意大利保罗·利贝拉里的《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元上都》,等等。伍德博士则向会议提交了当年公开发表的《马可波罗的读者:抄本复杂性的问题》,坦言并非否定马可·波罗来华,只是提出一些疑问,希望学界关注马可·波罗抄本的复杂性及累积增添。这一轮世界范围内马可·波罗研究论争的主要代表人物莅临会议,各陈己见,互相交流,使马可·波罗来华问题在论辩中逐渐清晰明了。

焦点、真相与展望

通观国内外学界百余年来的马可·波罗研究与争论,肯定说与怀疑-否定说论战的焦点,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如何看待《游记》若干漏记或误记,其基本记载真实与否?二是马可·波罗在华的身份究竟为何?三是如何看待中国文献中找不到马可·波罗的名字,他是否真正来过中国?

争鸣是学术繁荣兴盛的永恒动力,真理愈辩愈明。经诸多学者的反复辩驳乃至据理论争,马可·波罗来华问题达到越来越多的共识,真相也逐渐大白于天下。

《游记》确实存在对长城、茶叶、妇女缠足、鸬鹚捕鱼、人工孵卵等漏记或误记,甚至有夸张吹嘘之处,但多半有尚能解通的缘由背景。毕竟《游记》是旅行记而非史书,无须过度苛责。况且《游记》还提供了大量颇为翔实甚至是独家记录的可贵资料,故称得上记述基本属实。

至于马可·波罗在华17年间的身份问题,他大抵是色目商人,亦即斡脱商,兼做奉使随员及宫廷随从。其难以进入中国文献,也合情合理。

杨志玖、伯希和、鲍埃勒三学者业已利用汉文《经世大典·站赤》和波斯文《史集》等考订并找出马可·波罗离华的确定行踪,其来华随之确有其事。中国文献中找不到马可·波罗的名字,确实是一个遗憾,但因其记述较多翔实或属“第一手”,大醇小疵,不足以妨碍马可来过中国的真实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世纪论争”中,马可·波罗来华史实得以厘清,学界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应感谢怀疑-否定说的拥护者,因为正是他们的论说,“逼迫”蒙元史和中外交通史专家,高度重视一切对《游记》的疑问,最终把马可·波罗来华研究搞得更深刻更透彻。

因此,我们也要呼吁诸位专家学者,进一步做好马可·波罗研究的“科普”,更多地运用通俗方式,向大众传媒宣传介绍最新研究成果与真相所以然,以便让更多关注此事的人们特别是年轻人,进一步理解马可·波罗的中国之旅。

展望今后的马可·波罗研究,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团队正积极翻译《伯希和游记注》,值得期待。令人欣喜的还有,德国傅汉思《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货币,盐和税收方面的新证据》和马晓林《马可·波罗与元代中国:文本与礼俗》两部力作,相继面世。他们能够运用多种语言史料,能够在英美法德意俄日等国范围内开展直接对话和交流合作,能够打通马可·波罗的汉学研究与文献学研究两大学术圈,颇具新时代前沿学人的鲜明特色。

编辑:考古新闻 本文来源:百年以来对马可,马可波罗行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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