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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文学成就及小说有怎么着,流放中的

时间:2019-11-02 07:57来源:考古新闻
原标题:王瑞来:道学在南宋有多大的约束力? 胡铨,字邦衡,号澹庵。吉州庐陵芗城人。南宋名臣、文学家,庐陵“五忠一节”之一,与李纲、赵鼎、李光并称“南宋四名臣”。 本

原标题:王瑞来:道学在南宋有多大的约束力?

胡铨,字邦衡,号澹庵。吉州庐陵芗城人。南宋名臣、文学家,庐陵“五忠一节”之一,与李纲、赵鼎、李光并称“南宋四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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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铨与高登,同为南宋朝臣,俱怀抗金之志,抗忤奸臣秦桧,都被贬黜流放,放逐中一阕《好事近》,愤慨“豺狼当路”。然而此词究系何人所填?各种说法不一。

《鹤林玉露》乙编卷六《自警诗》条载:

人物评价

晚清的“清流党”当然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政党,也并未形成为一种组织,主要指以传统儒家规范为标准,侃侃论政的一批言官和谏官。他们往往坚执己见甚至敢批君主逆鳞,持论甚高却又未必均有裨于实际。

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十,记载了这首词创作的背景故事:绍兴八年,秦桧再相,怂恿高宗与金议和,且不顾主战派官员的反对,遣王正道为计议使,去金修订和盟。十一月,枢密院编修官胡铨舍身抗旨,上书请斩秦桧等主和官员。“疏人,责为昭州盐仓,而改送吏部,与合入差遣,注福州签判”。绍兴十二年,秦桧又喻台臣加论其罪,胡铨再次被除名勒停,编管新州。词人张仲宗正寓居三山,以一阕《贺新郎·梦绕神州路》为胡壮行,胡到新兴,亦赋词《好事近》:

胡澹庵十年贬海外,北归之日,饮于湘潭胡氏园,题诗云:“君恩许归此一醉,傍有梨颊生微涡。”谓侍妓黎倩也。厥后朱文公见之,题绝句云:“十年浮海一身轻,归对梨涡却有情。世上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记载之后,罗大经引经据典评论道:

总评

本文来源:《南方都市报》2011年6月12日AA29版,作者:黄波,原题:《晚清艳事背后的政治阴霾》

富贵本无心,何事故乡轻别?空使猿惊鹤怨,误薛萝风月。

余观《东坡志林》载张元忠之说曰:苏子卿啮雪啖氊,蹈背出血,可谓了死生之际矣,然不免与胡妇生子,而况洞房绮绣之下乎?乃知此事未易消除。文公之论澹庵,亦犹张元忠之论苏子卿也。近时郑叔友论刘、项曰:项王有吞岳渎意气,咸阳三月火,骸骨乱如麻,哭声惨怛天日,而眉容不敛,是铁作心肝者。然当垓下诀别之际,宝区血庙,了不经意,惟眷眷一妇人,悲歌怅饮,情不自禁。高帝非天人欤?能决意于太公、吕后,而不能决意于戚夫人。杯羹可分,则笑嫚自若。羽翼已成,则欷歔不止。最后罗大经得出结论:“乃知尤物移人,虽大智大勇不能免。由是言之,世上无如人欲险,信哉!”

胡铨的—生忠诚正直,始终不渝,正如他在《乾道三年九月宴罢》一诗中所写:“久将忠义私心许,要使奸雄怯胆寒。”胡铨被流放二十三年,但始终坚持抗金、反对议和,为中国历史上一位着名的民族英雄、爱国者。

满族宗室、著名诗人宝廷娶一个属于贱民阶层的船娘为妾,自劾去官,是晚清轰动一时的事件。当时卫道者讥其“不学”,他自己也承认“好色”,但也有人认为,宝廷行此常人眼中的“悖谬之举”,实则大有深意。

囊锥刚要出头来。不道甚时节。欲驾巾车归去,有豺狼当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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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评价

宝廷辞世,其好友、晚清另一位大诗人陈宝琛所撰的挽诗中有两句颇堪玩味,“梨涡未算平生误,早羡阳狂是镜机。”

胡铨字邦衡,号澹庵,吉州庐陵人。宣和末金兵南侵,他于江西赣州招募丁壮,保卫乡里。后至临安,建炎间进士及第,为枢密院编修官。这首词抒发了胡铨当时的心绪:他离别故乡,是为了帮助朝廷抵抗金兵,并非为富贵而来。总算进士及第,刚想为国家做点事情,哪知奸臣权贵当道而时机不对,所以“空使猿惊鹤怨”,自己还被流放。很想驾车归去,归故乡或归朝廷,但有豺狼当路,哪里回得去呢?

明人何孟春的《余冬序录》也引述了这件轶事,并加以评论说:

王庭珪:痴儿不了公家事,男子要为天下奇。

“梨涡”即酒涡也,梨涡云云,用的是南宋名臣胡铨的故事,胡铨以气节著称,但贬官途中却为一个名叫黎倩的女子而动心,后来大儒朱熹于此大为不满,赋诗讥之曰:“十年浮海一身轻,归对梨涡却有情。世上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陈宝琛的意思是说,宝廷当年颇招物议的纳船娘,其实根本不算什么过错,而是他佯狂避世的韬晦之计,显示他对时世有先见之明。

绍兴十八年,秦桧的表兄王鈇接任广东经略使,问新州郡守张棣:“赵鼎、李光都远贬海南,胡铨为什么还不过海?”张棣正好得到此词,连忙向朝廷检举,加以“讪谤”、“怨望”诸罪名,胡铨被再移送吉阳军编管。三年后,秦桧又读到张仲宗那首词,便以他事将其投入大理寺狱,因找不到更多的“罪证”,只将张除去官籍了事。而胡铨一直坚持到秦桧死后,才由海南移往衡州,也就是说他被放逐到海南这样荒僻的地方有八年之久,那是需要怎样坚忍不拔的意志,才能支撑下来。到绍兴三十二年,孝宗即位,胡铨才又被重新起用,时已入古稀之年,历国子祭酒、兵部侍郎诸职。

胡澹庵海外北归,饮胡氏园,为侍姬黎倩作诗,殊累其为人。朱子胡氏客馆观壁间诗,自警云:十年湖海一身轻,归对黎涡却有情。世路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为胡发也。贤者于此且借以自警,况在他人?吾闻老聃“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诗末句或作“男儿到此试平生”,春不其然,今定前语为是。善哉!鲁男子,吾所愿学者。

陈刚中:①屈膝请和,知庙堂御侮之无策;张胆论事,喜枢庭经远之有人。身为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②谁能屈大丈夫之志,宁忍为小朝廷之谋。知无不言,愿请尚方之剑;不遇故去,聊乘下泽之车。

陈宝琛这两句充满感慨的诗,揭破了艳事背后的政治阴霾。

应该说,对照胡铨的政治生活里程,尤其是那二十余年颠沛放逐的经历,他在词中引东汉张纲斥责外戚梁冀“豺狼当路”的典故,痛诋当朝奸臣秦桧,是在情理之中的事。记载此故事的还有《宋名臣言行录·别集》和元人韦居安《梅大硐诗话》等。

围绕着名臣胡铨的这段轶事,他的同时代的同乡罗大经以及一百多年后的明人何孟春都做了上述的评论。观二人的评论,可以说都是道学家言,主张灭人欲。自南宋始,道学逐渐普及,讫至明代,已经完全定于一尊。因此如是这般的评论不难理解,这是带有时代烙印的评论。

杨万里:公居无事时,下心拱手,言恐伤人,独论国事,劲气正色,贯日袭月,奋以直前,不怵不恻,不疚不式,大节揭揭,细行斩斩,动容出辞,见者起敬,长身玉立,望之山如即之春。

原来,陈宝琛和宝廷均为当时人所称“清流党”之一员。

然而也有不同的记载,就是这首词还被刊刻在与胡铨同时代人高登的《东溪集》中。这样,就有学者对王明清《挥麈录·后录》的记载表示怀疑:这个记载后面注有“此一段皆邦衡之子澥手为删定”,为什么这件事要由胡铨之子亲为删定呢?尤其是在亲为删定之后,仍是存在错误。如对照《宋史》本传,胡铨上疏后,秦桧是以“狂妄凶悖、鼓众劫持”的罪名,判胡铨编管昭州,而并非“责为昭州盐仓”。由于营救者不少,迫于公论,朝廷将其处分改为监广州盐仓。次年,才改签书威远军签判。这个错误似乎是胡铨之子所不该犯的。

胡铨是南宋初年有名的直臣,曾因反对同金议和,乞斩宰相秦桧,而被远贬多年,直到秦桧死去,才被重新起用。拿这样一个拥有崇高的道德形象的名人说事,无非是强调人欲险恶,应当远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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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清流”,比喻德行高洁、勇于言事,有名望的士大夫,此义古已有之。《三国志》中说陈群“动仗名义,有清流雅望”,唐昭宗时,尽杀当朝名士,有的被投入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顾炎武诗“读书通大义,立志冠清流”,均可见“清流”应该算是一种褒词。晚清的“清流党”当然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政党,也并未形成为一种组织,主要指以传统儒家规范为标准,侃侃论政的一批言官和谏官。他们往往坚执己见甚至敢批君主逆鳞,持论甚高却又未必均有裨于实际。而正是这一特点遭到了很多非议,也是导致今人所著近代史中,清流党所获评价越来越低的重要原因。

此外,《独醒杂志》载:“邦衡在新州,偶有‘万古嗟无尽,千生笑有穷’之句,新州守评其诗曰:“‘无尽”指宰相。’盖张天觉自号无尽居士。‘有穷’则古所谓有穷后羿也。于是迁儋耳。”就是说郡守张棣向朝廷检举胡铨的并不是那首《好事近》,而是另外一首含有“万古嗟无尽,千生笑有穷”之句的词。

那么,除了较胡铨稍后的罗大经有上述认识以外,同时代的其他人对胡铨的生活细节怎么看?这一问题的考察似乎有助于认识那个时代的人的道德观。

周必大:①春秋尊王,外攘夷狄。幼学壮行,终始惟一。凛然英气,尚父是匹。揭之徂征,可却回纥。②编修官胡铨毅然上书,乞斩相北使,三纲五常赖以不坠,士大夫复翕然尊之。……是之谓三忠。

事隔几百年之后,清代王鹏运刊刻《东溪词》时,在跋语中提出自己的看法:《宋名臣言行录》说,胡铨贬新州,偶为此词。郡守张棣迎合秦桧之意,奏劾胡铨“怨望”,于是送南海编管,被贬黜流放二十年。“按此词乃《好事近》歇拍,载《东溪集》,盖彦先亦发策忤桧被谪,事衅略同,棣遂牵合为澹庵作。”就是说,高登亦曾上书触犯秦桧,而被贬谪,五十多岁时,死于贬所。其政治生涯与胡铨略同,却要早于胡铨许多年,张棣就将高登这首词牵强为胡铨所作,以作为其奏劾胡铨的依据。

翻检《宋史·胡铨传》,除了连篇累牍地引述胡铨慷慨激昂的奏疏之外,几乎看不到一丝关于胡铨个人生活的记载,自然也就没有对其生活细节的评论。这种缺憾不仅存在于《胡铨传》中,也是后来的纪传体史书对司马迁《史记》的背离,让正史列传人物大多成为某种道德说教的枯燥标本。抨击《史记》之后的正史,并不是我的主要意图,还是回到南宋的历史现场,看当事人怎么看胡铨的“人欲”。

罗大经:人徒见忠简以一编修官乞斩秦桧,甘心流窜,忠襄以金陵一倅唾骂兀术,视死如归,岂知其自为布衣时,所立已卓然矣。

高登字彦先,号东溪,漳州漳浦人。北宋末为太学生,宣和七年,金军南侵,国家危亡,徽宗禅位于钦宗,他与陈东等太学生上书请诛蔡京等六贼。靖康元年,京城开封被困,为反对议和及李纲罢相,又与陈东率太学生与军民伏阙上书,后被斥还乡。绍兴二年廷对,极言时政缺失,无所避忌,授富川县主簿。后诏赴都堂审察,遂上万言疏及《时议》六篇,秦桧恶其讥己。知静江府古县时,拒绝为秦桧的父亲建祠,终得罪秦桧,编管容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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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脱:秦桧执国柄,其误宋大计,固无以议为也。张九成之策,胡铨之疏,忠义凛然。

有学者认为,同是这首《好事近》,《东溪词》与《澹庵词》略有差异,如《东溪词》中是“空惹猿惊鹤怨”,“囊锥刚强出头来”,“欲命巾车归去,恐豺狼当辙”。这些不同可能是告发胡铨者所加工。此外,该词风格与高登其他词作如《渔家傲》、《多丽》的格调情韵较为相似,尤其是高登崇尚陶诗,“欲命巾车归去”全系从陶渊明《归去来兮》“或命巾车”中脱出。所以王鹏运的推测应该是合乎情理的。

在《省斋文稿》卷七,作为同乡朋友的周必大,有几首与胡铨的唱和诗。透过这些诗篇,很可以透视出一些史实与认识。

李纮:封事则胡忠简惊人,诗盟则杨诚斋独主。

但日前尚无充分的证据说明此词是高登所作,抑或胡铨所作,甚至张棣奏劾胡铨是否用这首词?也并不十分清楚。

《胡邦衡端明用癸巳旧韵宠赐佳篇辄续貂为不一之贺》云:

蔡东藩:胡铨一疏,直足怵奸贼之胆,虽未邀听信,反遭贬谪,而正气自昭于天壤,南宋之不即亡,赖有此人,亦赖有此疏,读此可以起懦而警顽,令人浮一大白。

闰六还同载诞辰,公壬午闰六月三日生,今七十七年,复闰六月。

文学成就

职视西枢睿眷新。贺端明也。

胡铨虽颠沛流离,半生岭海,但志苦心劳,好学不厌。对经史百家之学均有所得,而且通晓绘画艺术。

玉果又沾汤饼客,今年五月生子。

胡铨推崇韩愈、欧阳修,主张以文“传道”。他的文章,内容丰富,驰骋古今,多长篇大论。他的代表作如《上高宗封事》,决然表示“不与桧等共戴天”,“愿斩三人头竿之藁街”,并主张“羁留虏使,责以无礼,徐兴问罪之师”,“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耳,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文章一出,群臣振奋,奸佞失色。

银环仍进雪肤人。新买妾。

其他文章,如《应诏言事状》、 《应诏集议状》、 《上孝宗封事》、《与王中丞相书》,也都痛快淋漓。题跋如《跋陈了翁帖》,也写得激昂慷慨。杨万里曾为他的集作序,说道:“先生之文,肖其为人。其议论闳以挺,其叙记古以则,其代言典而严,其书事约而悉。”是中肯之评。

观诗并注所透露的事实是,胡铨年届七十七,依然生子,依然纳妾。这与《鹤林玉露》所载胡铨平反归来迷恋侍姬黎倩的事实,可以相互印证。不仅如此,还有发展,又纳新妾。

胡铨的诗,颇具风采,一如其文。如《次雷州和朱□秀才韵时欲渡海》,虽再遭贬斥,意气不衰。其词亦多激愤之语,如《好事近》直斥“豺狼当辙”。秦桧的私党张棣迎合意旨,以此词为据,向朝廷检举他“谤讪怨望”,以致被远谪海南岛。

在《再用邦衡韵赞其闲居之乐且致思归之意》一诗中,周必大写道:

个人作品

诗中的“应笑红尘白发新”、“夜棋酣战调佳人”,无疑也是对胡铨“人欲”生活的描写。同样,在《胡邦衡惠淳字韵佳什回首十年间不知几往返矣虽岁月逾迈而格律益高降叹不足敬用赓和》一诗中的“百二山河行入手,三千风月莫迷人”,也涉及胡铨的个人生活。在《省斋文稿》卷四,周必大还有一首《邦衡置酒出小鬟予以官柳名之闻邦衡近买婢名野梅故以为对》:“浊水难攀清路尘,偶曾先后掌丝纶。归来久侍茵凭旧,至后初逢梅柳新。湖水欹斜应有意,春光漏泄不无因。绛帷幸许天荒破,日日当为问道人。”卷五《又次邦衡族侄长彦司户韵》中,周必大还有“及时行乐君休厌”这样的流露。

胡铨作品散失不少,原有今传本有《胡澹庵先生文集》32卷,《补遗》1卷,有道光十三年刊本。其词集《澹庵词》1卷另行,有《四印斋所刻词》本。清王鹏运《南宋四名臣词集》录胡铨《澹庵长短句》一卷。

然而,观周必大以上诸诗,与他道学家的朋友朱熹批判性的慨叹不同,周必大对胡铨的“人欲”则是充满了宽容的欣赏。甚至还说“风流富贵谁能并?未害先生道德淳”。就是说,在周必大看来,晚年的胡铨尽管风流奢侈,也并不妨碍他的道德淳厚。周必大在这里所讲的“道德”,可以说是那个时代士大夫们的基本共识。而这种共识却不同于主张“灭人欲”的道学家眼中的道德。

亲属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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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铨的曾祖父胡琏,为胡公霸的曾孙。祖父胡恺,父亲胡载,生母曾氏。从曾祖到父亲,胡氏三代不仕,而以耕读为业。胡载曾经参加过科举考试,但一试不中就弃而归农。

其实,律己颇严的周必大自己也纳妾。他在淳熙元年写给范成大的一封信中就说,“某向在浙中得东壁生,既归又益一妓,颇能歌舞”。在《周文忠公集》卷四,收录有周必大写给胡铨的《顷创棋色之论邦衡深然之明日府中花会戏成二绝》,其一云:“局势方迷棋有色,歌声不发酒无欢。明朝一彩定三赛,国手秋唇双牡丹。”在“双牡丹”之下,自注云:“谓新妓李莹、李棠也。”其二云:“醉红政不妨文饮,呼白从来要助欢。棋色应同三昧色,牡丹何似九秋丹。”棋酒歌舞,声色俱全。同卷还有《戊子岁除以粣代酒送邦衡邦衡有诗见戏仍送牛尾狸次韵》一诗,其中写道“必许寻花兼问柳,敢辞提榼更提壶”。尽管“寻花问柳”是从杜甫诗“元戎小队出郊炯,问柳寻花到野处”化来,但用于胡铨身上,未必就没有狎妓之意。

胡铨有兄弟多人。兄胡铸,自幼读书力学,师从名儒萧楚。曾与胡铨一起在乡里洞岩筑精舍,自号蓬山居士。铸子胡浦,字几道,居家以孝友闻名乡里。南宋乾道九年以叔父胡铨的恩荫授迪功郎,监潭州衡山县户部赡军酒库,病故于任所。胡铨的堂弟胡锷,字廉夫;从弟胡镐,字从周,绍兴十五年进士及第,历任新淦县尉、靖州判官、赣县县丞、大理寺主簿等,后出任荆湖南路参议官。

我曾通过范仲淹的《庆朔堂》诗,考察过宋代士大夫流连于歌姬酒宴的生活日常。(《庆朔堂前艳闻飞》,《关东学刊》,2017年第1期)其实胡铨的“人欲”生活并非特例,而是比较突出地反映了宋代士大夫的生活日常。蓄姬纳妾,在宋代士大夫那里属于寻常小事,与道德大节无干。据周必大写下的《芸香葬记》,他本人也曾纳过17岁的小妾。

胡铨有5个儿子:胡泳、胡澥、胡浃、胡荐、胡冲。胡冲早夭。胡浃、胡荐官承务郎。长子胡泳,字季水,小字苏郎。6岁时随父亲贬谪新州,记忆力过人,能背诵《春秋》,诗人陈元忠目之为春秋生。后胡铨被流放到琼州,他又随父渡海到贬所,为被贬放琼州的名臣李光所看重,把孙女许配给他为妻。胡铨在海岛聚徒授业,胡泳也受到熏陶。奸臣秦桧死后,胡铨的冤案得以平反昭雪,全家返回内地。绍兴三十一年,胡泳回到庐陵故里。孝宗隆兴初因奏荐为右承务郎,后调淮西江东总领。次子胡澥,号伯图,以父荫人官,为承务郎,监南岳庙,转任奉议郎,为沿海制置司干办公事。诗人杨万里称他修洁博习,能世其家。

透过胡铨这件个案,我想可以获得的启示是,第一,自南宋开始大兴的道学并没有对宋代士大夫的日常生活产生强有力的“灭人欲”的约束。在士大夫的层面尚且如此,那么普通民众的层面自然也不会有更多的波及。第二,从研究视角来看,切忌将今人的道德观强加于前人。对于耳熟能详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无论是明确认识也好,潜意识也罢,付诸研究,都会对历史的真实产生偏离,作出扭曲历史的评价。无论是政治的历史,还是思想的历史,具体考察皆应回到历史现场,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去评说。对宋人的道德观,正当如是观。

胡铨的孙子有10余人。胡槻,胡泳长子、胡铨长孙,宋宁宗嘉定十二年以右文殿修撰经略安抚使知静江,在任4年,有政绩。胡榘为胡泳次子,宋理宗时官至焕章阁学士、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使,以龙图阁直学士致仕。其他孙子有胡代、胡桯、胡杋、胡楛、胡梃、胡机、胡校、胡价、胡构、胡桦、胡檖、胡椅等人。

末了再讲几句题外话,研究历史人物时对史料的利用,除了正史之外,向来人们对行状、墓志、神道碑之类的石刻史料也颇为重视。这无疑是正确的。但须留意的是,这类史料往往是正史列传的采撷对象,亦即源史料。因此,个别事实或有多出,但对人物的虚美扬善和隐恶避讳也直接左右了正史的人物评价。我这样的认识,也是来自周必大对胡铨的评价。在《省斋文稿》卷三〇,就收录有周必大执笔的《资政殿学士赠通奉大夫胡忠简公神道碑》。细观神道碑通篇,对于胡铨上述的生活细节只字未曾着笔,记述的都是胡铨“高大上”的一面。胡铨这一史源个案,足以提醒我们注意,研究历史人物,除了面上的大路货史料,还应当下功夫去挖掘一些潜伏的史料,才能不被大路货史料所遮蔽,才会使历史人物的研究更为接近本来面目,揭示出具有逻辑力量的历史真实。

史书记载

《资政殿学士赠通奉大夫胡忠简公铨神道碑》

《宋故资政殿学士朝议大夫致仕庐陵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五百户食实封一百户赐紫金鱼袋赠通议大夫胡公行状》

《宋史·卷三百七十四·列传第一百三十三》

后世纪念

南宋名臣周必大曾在庐陵建三忠堂,撰文祭祀欧阳修。

为纪念胡铨,后人曾在集贤书院内置其神主,与李泌、韩愈、周敦颐、朱熹等人合祀一堂。后人把他与欧阳修、杨邦乂、周必大同誉为“庐陵四忠”,并修有胡忠简公祠、“五公祠”等。

2000年,江西省新闻媒体选评江西千年之中最杰出的十位历史名人,胡铨被评为“脖子最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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