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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域考古话山东,区域政体的形成

时间:2019-10-19 02:19来源:财神国际棋牌游戏平台网站
原标题:卷首语|省域考古话山东 8月24-25日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章丘分会-比较视野下的龙山文化与早期文明在龙山文化的命名地山东章丘举办。本次研讨会的主题包括:城子崖城址

原标题:卷首语|省域考古话山东

8月24-25日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章丘分会-比较视野下的龙山文化与早期文明在龙山文化的命名地山东章丘举办。本次研讨会的主题包括:城子崖城址考古研究的新进展、岳石文化与夏商文化、聚落考古与社会复杂化研究、龙山文化的发现、研究与价值评估、龙山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等。来自国内外60多位学者在会上分享了他们的研究。 宏观新思考 北京联合大学考古学研究中心韩建业先生阐述了龙山时代早期中国的文化格局。他认为黄河长江流域大部地区的鼎-斝-鬶文化系统是龙山文化时期早期中国的主体文化区;而黄河上游和华南等地文化则属于早期中国的边缘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对周边龙山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龙山时代群雄并起、各领风骚、仍属于“古国时代”。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李旻先生探讨了龙山世界与早期中国的社会转折。他运用早期国家"政治实验"和龙山世界"知域拓宽"的概念对龙山时期早期中国社会与技术变革提供了新的解释框架。他认为完整的龙山世界应该包括东亚、北亚、中亚三个文化互动圈,我们应该在这三个互动圈的广阔背景下研究龙山时代。龙山时代区域间互动网络在空间规模,地理知识,技术知识,宗教实践,认知领域等诸多方面得到了空前拓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许宏先生做“王朝肇始期中原、海岱区文化关系的新观察”的演讲。他从测年、金属文明、“夷夏”三个侧面论述自己对了公元前第二千纪中原地区与海岱地区人类集团存在大势的观察与思考。他认为东亚大陆不存在铜石并用时代,东亚青铜技术应该是吸收外来影响的产物,并逐渐形成自身的风格。中国的青铜时代的出现不早于公元前1700年。 中国国家博物馆综合考古部戴向明先生阐述了二里头、陶寺、石峁三个早期国家的共同特征,包括相似的经济活动、受精英阶层控制和垄断的能展示威望的物品、不同地域社群之间的竞赛和战争等等。探讨了黄河中游早期国家形成的不同道路。他认为陶寺才是先于二里头在中原出现的第一个国家级别的社会。陶寺、石峁、二里头早期国家的形成有着共同的背景:农业是基础性经济、贵族对奢侈品的控制加剧了阶级分化、聚落和人口的增长、众多社会集团间的剧烈竞争、战争强化了各种矛盾。 山东大学栾丰实先生从环境考古研究、生业经济研究、手工业经济研究、玉器研究、社会发展进程研究、体质人类学研究等方面全面综览了龙山文化研究的新进展。他认为近年来龙山文化的研究重心开始向以人、社会、环境、经济等为主的社会考古转移。20年来经过发掘的龙山文化遗址多达50余处,其中比较重要的都进行了多学科研究,使我们更大化地了解当时社会的各种信息。龙山文化区域性环境状况和变迁的探讨,涉及地形地貌、大小植物遗存所反映的环境因素变化等内容;生业经济得益于动植物考古研究,通过对浮选动植物遗存的分析可知,龙山文化时期的生业经济是以农业为主,兼有渔猎和采集的综合经济。手工业经济则主要集中在陶器和石器两个领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新伟先生探讨了城子崖的发现意义和早期中国古史重建。他认为城子崖发现的意义有两点:一是为中国文化起源找到了另一条根脉,从另一个角度确立了中国文化的本土起源,二是将中国文化起源的一元模式扭转为二元模式,开多元一体模式之先河。他认为“中原中心说”又有回归一元模式的趋势,但最终,丰富的考古资料还是确立了“多元发展,相互交流,共为一体“这一对史前中国文化格局演变的总体认识。1928年城子崖遗址的发现开启了中国古史重建的多元时代。图片 1研讨会分组会场 新发现、新解析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孙波先生介绍了城子崖的考古发现与初步研究。城子崖遗址作为龙山文化的命名地,在中国考古学具有重要的地位,早期城址的发现与区域聚落考古调查让我们了解了城子崖龙山文化区域聚落形态;龙山文化与岳石文化的关系使我们得窥城子崖地区早期政体模式的发展路径。从岳石文化城墙建筑技术的飞越和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陶器群的差异中,我们注意到海岱地区社会环境和政治秩序或从和平发展为一种不稳定的状态。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高明奎先生介绍了山东定陶十里铺北堌堆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及初步认识。十里铺北遗址发现了丰富的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和商代文化遗存,是鲁西南地区现存最完整、文化延续时间最长、发掘面积最大的堌堆遗存。该遗址的文化面貌复杂,充分显示了先秦时期东、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大汶口文化陶器同鲁中南汶、泗流域的大汶口文化中期面貌较一致,说明在距今5000年前后,东夷人占据该地。而到龙山文化时期,与山东中、东部的龙山文化面貌差异较大,少见典型的夹砂陶,但有一定数量的夹蚌陶,纯正的黑陶很少见。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同修先生介绍了山东近年来考古的重要发现及面临的形势与任务。山东作为我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历史文化底蕴丰厚,考古发现众多。但仍然面临很多的课题和尚未解决的问题,山东地区的考古工作任重而道远。 南京博物院林留根先生阐述了藤花落龙山时代城址的特征与聚落形态。藤花落城址是唯一一座发现于齐鲁境外的龙山文化城址,是发掘面积最大、城内遗迹最为丰富的龙山文化城址,对研究龙山时代城址的内部结构和聚落形态具有重要意义。城内夯土台基的出现,是社会复杂化和等级分化的一种物化形式,具有早期宫城的意义;城址内祭祀区的形成,说明当时氏族公共权力的集中,通过神权强化王权,他们逐渐成为社会的管理阶层,成为掌握主要公共资源和权力的贵族;可能存在的手工作坊区和水稻田遗迹表明此时城内居民社会和职业身份的分化;房址规格规模的区域化也反映出此时社会组织结构发生着变化。从大的区域来看,藤花落城址所属的聚落群是结构最简单的二级聚落群。 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张翠敏介绍了对辽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积石塚的研究。积石塚是辽东半岛土著文化典型特征,分布于新石器时代遗址周围山脊,以多个积石塚组成的塚群为特色,规模庞大,每个积石塚内有若干墓室。随葬品一类是山东龙山文化黑陶系列以及受龙山文化影响而产生的红褐陶系列,一类是土著文化的红褐陶系列。辽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积石塚对青铜时代积石塚以及石棺墓、大石盖墓产生了巨大影响,对辽东地区和东北亚地区石筑墓影响深远。辽南新石器时代积石塚应起源于本地,与红山文化积石塚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烟台市博物馆王富强先生以杨家圈、大口、旸里店、午台等遗址和墓地的墓葬材料为依据,对胶东龙山时期的墓葬进行整理和分析,阐述胶东龙山文化墓葬的布局、形制、葬式、随葬品等特征及其文化内涵,同时与周边地区同时期的墓葬进行比较,探寻胶东龙山文化的渊源及其与周边区域文化的交流和影响,并对此提出一些初步认识。 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所林玉海先生以三里河遗址为例探讨了青岛地区龙山文化的类型。青岛地区共发现龙山文化遗址60余处,分布较为密集。青岛地区的龙山文化遗址基本上属于“两城”类型;通过与邻近地区龙山文化的对比,也可以看出,青岛地区龙山文化渐进的方向大致是“由南向北”的。青岛地区龙山时期稻田遗迹的发现说明青岛地区龙山文化早、中期是粟稻混作农业经济;也进一步支持了稻作农业是沿“长江流域—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朝鲜半岛—九州岛”的传播路线的观点,青岛地区是龙山时期水稻传播路线上重要一环。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方燕明先生做登封王城岗遗址与禹都阳城的考古学观察。在夏文化研究中,虽然还存在许多问题,但也取得了不少共识并获得了重要进展,最近李伯谦先生为登封王城岗考古40年题词:“王城岗上考古人,忙忙碌碌四十年,城墙城壕连连现,禹都阳城不虚传。”通过几十年的考古工作,我们认识到在夏文化研究的过程中,对王城岗遗址考古新发现与研究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应有足够的认识和估计,并不断将夏文化研究推向新阶段。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薛新明先生介绍了山西临汾盆地史前遗址的调查。陶寺文化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中具有特殊地位,调查试图考察陶寺文化遗存中不同因素的来源,解析陶寺文化兴起的机制。以小流域为单位对临汾盆地史前遗址进行田野调查,在霍州、洪洞、汾西乡宁四个县域共调查遗址173处,初步对陶寺文化的形成、发展和归宿有了一定的认识。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崔英杰先生通过大水沟遗址的调查与试掘阐述清水河流域聚落考古学研究成果。通过出土遗物与周边文化的对比分析,大水沟遗址发现的文化遗物,特别是器物上加耳和鋬手的风格,以及陶器的纹样,与老虎山文化相近,在遗址营建上也有共同之处;但是发现的彩陶在老虎山文化中少见,结合房址下仍有文化堆积,不排除有更早的文化遗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海涛先生以出土器物为视角探讨了岳石文化与夏商文化的关系。他对二里头遗址、郑州商城、南关外、郑州小双桥等遗址出土的岳石文化特征的陶器和石器分布的时间和空间进行了梳理。二里头遗址的岳石文化特征器物绝大多数出现在宫殿区以外,宫殿区内则极其少见,而且岳石文化特征的器物多出现在手工业作坊的近旁;郑州商城的岳石文化特征器物大多数出现于内城城墙之外,其近旁也多有手工业作坊,或许表明进入二里头遗址和郑州商城的岳石人多具有手工业技术。小双桥遗址的岳石文化特征器物大多数出现于祭祀区,绝大多数为非实用的石器,当有礼仪用途。根据以上情况,尝试对岳石文化特征器物在中原出现的背景、岳石文化与夏商文化略作分析。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张海先生介绍了龙山玉器与龙山时代。他通过对龙山时代玉器研究及存在问题的探讨,重新考察龙山时代的概念及其社会发展特征。他认为随着中原中心的转移和边缘的扩大,龙山时代开启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纪元。他对玉器的分析主要包括龙山时代使用玉器的主要地区;从技术原料和器类角度来看龙山时代的制玉和用玉;龙山时代的社会复杂化特征及其玉器所扮演的角色,涉及中原-海岱、大北方、齐家文化区。 文化格局和聚落研究 耶鲁大学文德安女士通过对日常使用陶器(而非有特殊用途,如仪式使用的较精美陶器)的分析对龙山文化的陶器生产、分配和消费进行了探讨。龙山文化时期不同地区的陶器生产、分配和消费怎样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呢?文德安女士通过统计对比分析了普通的日用陶器和精美的陶器的异同。她认为对普通陶器的研究对理解龙山文化不同区域经济的性质、考察世界范围内早期城市化经济状况等问题意义重大。 山东大学王芬博士探讨了海岱地区龙山时代早期权贵阶层的产生。距今5000-4600年,在大汶口、陵阳河等中心聚落遗址中出现一批大型墓葬及精美器物,被认为是最早的“权贵阶层”。权贵阶层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大汶口文化早中期阶段,此时对财富和地位的竞争应是发生在聚落内部的各个宗族之间;大汶口文化晚期阶段,中心聚落开始实现对周围中、小聚落的控制,权贵阶层的成员既要维护其在聚落内部的地位,又要保证本聚落顺利运行在小区域内的控制权,所以中心聚落的权力运作系统日趋复杂化;进入龙山文化之后,区域性的早期国家形成,社会阶层的划分相对固化,通过丧葬来显示身份地位的现象变少。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吴卫红先生介绍了距今6000-4000年间泛江淮区域的文化趋势--融淮与并江。在淮河中下游是以大汶口文化为主体的多次南扩过程,表现为一种群体内部逐步融合的趋势,各区域差异逐渐缩小,最终成为与大汶口文化基本一致的文化。但在淮河流域以南,虽然也多见大汶口文化的踪影,但一直缺乏单一的大汶口文化分布区。在长江下游表现为以崧泽—良渚文化为代表、多文化并存、各文化之间融合并不充分、但又有趋同的合并趋势——并江。表现为“并而不融”的特点,是联合体而非统一体。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张莉女士基于对相关考古发现的系统梳理,尤其是近年来冶金领域的突破,主要对比甘青地区和黄河中游地区在参与欧亚大陆互动网这一过程中的差别,提出各区域的自然以及人文景观在其中起到了决定作用。 南京大学考古文物系赵东升先生探讨了江淮地区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文化格局。江淮地区是中原、东方和东南地区的古代文化相互交流的重要地区,尤其是在龙山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这一地区作为中原文化、东夷文化向东南地区传播的重要战略位置尤为凸显。通过对本地区文化遗存的分期分区研究,探讨了各文化之间的交融和此消彼长,从而可以窥见二里头文化时期各势力集团对此地的经略过程。 史前遗址保护和展示 山东省文物局王守功先生探索了史前大遗址的保护和展示。与历史时期相比,史前时期遗迹、遗物缺乏吸引力和轰动性,公众对史前文化缺乏认识,使史前大遗址保护面临诸多困难。但史前遗址公园是表现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纽带和标志,意义重大且势在必行。他先后参观了十余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参入了一些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建设方案的评审。针对史前遗址保护他提出“注重史前遗址的特性及史前遗址考古资料研究和利用;突出体验史前文化的理念;注重展示中标识系统的设立;突出遗址的文化内涵。”等建议。图片 2研讨会分组会场 成果缤纷的多学科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雪莲女士做关于夏商周考古年代学研究。通过对由考古学家提供的大量分期明确、具有较强代表性系列测年样品的制样研究、高精度测定研究、年代校正研究、高精度校正曲线拟合研究,并经过反复论证所得到的长系列年代结果,数据可靠、依据充分,将为考古学研究的深入提供年代学方面的有力支撑。而这样一个误差较小、序列清晰的长链条式年代系列,也为考古学研究同古史文献的结合创造了条件。 美国学者Geoffery Cunnar通过对两城镇遗址M33出土的一件绿松石饰品的分析,论述了两城镇遗址绿松石的使用及其仪式的重要性。他介绍了该饰品的背景、使用痕迹,通过比较和复制分析,以求更好的理解绿松石工艺品的性质和死者的丧葬仪式。 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Rheta Lanehart通过对两城镇遗址遗址提取的脂类残留物分析,论述了两城镇遗址不同时间段和不同空间地点的不同食物消费模式。比较结果表明高社会价值的食物类别发生了变化,从早期祭祀坑中的海产品变为晚期祭祀坑中的稻米和猪;粟黍和植物残留在早期和晚期的灰坑中均有发现;各类型的炊煮器并不固定加工某类食材。从两城镇遗址早期至晚期食物消费模式的变化来看,脂类残留物的分析结果部分支持社会不平等的程度在增加这一假设。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夏正楷先生从环境考古的角度,配合遗址的田野考古工作,对山东城子崖遗址环境演变过程做了初步分析,探索出遗址从龙山文化阶段到岳石文化晚期的发展进程。遗址的分布规律表明史前人类栖息地的选择一方面与他们的生活-生产方式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地貌环境的演变有密切的关系。 英国雷丁大学Karen Wicks通过城子崖田野工作的初步结果和重要遗迹的实验室分析论述了龙山文化聚落的地质考古研究。多尺度的地质考古学方法给予我们地层学视角,加深了我们对史前人类活动、空间利用和聚落形成过程的理解,是田野观察和浮选分析的重要补充。城子崖遗址岳石文化时期的壕沟沉积物研究的初步结果,则探讨了其景观变迁、人地互动,以及这一地区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向青铜时代初期过渡时的文化活动。 伦敦大学学院傅稻镰先生通过比较视野下的史前印度河、恒河、长江和黄河流域的植物考古研究,分析从新石器时代乡村社会向等级制城市社会演变过程中农业的改变,探讨农业的多样化和集约化与季风区河流文明的崛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志军先生通过植物考古资料做了小麦传入中国的研究。小麦起源于西亚,后传入中国,并逐步地取代了粟和黍两种小米,成为了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的主体农作物,形成了现今中国“南稻北麦”的农业生产格局。根据考古资料可知至迟在距今4000年以前小麦已经传入到中国境内,而且很有可能早至距今4500年。小麦传入中国至少有两个途径,即草原通道和绿洲通道。 山东大学靳桂云女士从丁公遗址的资料探讨了龙山文化居民的植物利用。植物考古及考古学研究表明龙山文化不仅精耕细作得到发展,而且广谱植物利用也同样在发展。来自丁公遗址的最新植物考古数据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植物利用方式,并探讨各地不同的植物利用以及农业与植物利用之间的关系。 山东大学陈雪香女士阐述了中国商代小麦种植规模的考古学观察。小麦在夏商时期尤其是商代出现了强化种植的趋势,而这一种植规模的显著提升主要局限于中原地区,即商王朝统治的王畿范围之内。形成这一局面的动因,主要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关。考古学分析表明,小麦在商代种植规模的局部扩大,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 山东大学王强探索了南博爱西金城遗址石器及陶器上残存淀粉粒反映的古人类植食性食谱。西金城遗址淀粉粒分析表明,小麦族和大麦属约占淀粉粒总数的70%,其次为粟、黍。此外还有少量疑似高粱属、豆科及块根块茎类植物淀粉粒。据此结果可推断,西金城遗址的先民采用了多种作物混耕,并辅以少量采集经济的生计模式。 纽约城市大学皇后学院Kate Pechenkina做了性别差异视角下的东周饮食结构和健康状况研究。通过对人和动物骨胶原样本的稳定同位素分析,研究了新石器时期和东周时期人类的饮食变化,并且探讨粟和其他农作物在新石器时期和早期中国王朝对饮食贡献的变化,以及这种新的饮食对人类口腔健康的影响。 山东大学宋艳波做了鲁北地区龙山文化城址的动物考古学观察。野生动物资料显示出四个城址周围气候环境的一致性,气候要比现在温暖湿润;先民肉食资源来源丰富多样,以哺乳动物为主,软体动物较多,哺乳动物中已经驯化家猪,且成为稳定的肉食来源。 山东大学王华以邓州八里岗遗址为例探索了仰韶时代猪在生业和社会礼仪中的作用。大量猪下颌骨的出土反映了家猪饲养在人类的动物生业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时,作为人类主要的肉食来源,这一动物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意义,成为维持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一种媒介。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金正耀先生分析了中国史前铜质齿轮形器。他认为石峁和陶寺所出铜质齿轮形器可能并非一般装饰性钏镯,而是象征某种特殊社会地位和身份的所谓“威信品”。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王青论述了山东北部史前海盐生产的线索与思考。通过古环境、考古学、古文献等三个方面的相关线索可知,大汶口时期,位于滨海地带的广饶傅家、五村中心聚落的出现,很可能与产盐有关,通过输出海盐聚集人口和财富;龙山时期,章丘城子崖、邹平丁公、临淄桐林、寿光边线王等中心聚落,很可能控制着滨海的郭井子等季节性制盐聚落,向这些中心聚落供应海盐,是龙山文化走向社会复杂化的重要原因。 山东大学董豫通过对梁王城遗址的墓葬和稳定同位素分析探讨本来以粟黍为主的大汶口先民如何接受了稻米这一外来作物,并剖析男性和女性各在稻米引入和社会分化的进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山东大学赵永生先生依据山东地区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汉代所发表的人骨材料分析了山东地区古代居民不同时期体质特征的演变情况,说明山东地区至少在商周时期已经出现大量的人群交流。 山东大学陈淑卿做了海岱地区龙山文化墓葬性别考古的初步研究。通过对墓地布局与墓葬规模、葬具形制与规格、随葬品类别与数量及其分布的时空差异与性别差异进比较分析,探讨两性在经济活动、社会作用与宗教信仰之间存在的异同,进一步探讨龙山时代东夷文化中女性的社会地位以及其对后世影响。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闫雪做海岱龙山文化人口自然结构和社会分化的初步研究。海岱地区龙山文化时期聚落之间有以墓葬面积分化为主的等级分化。因聚落等级不同,聚落内部呈现出不同的分化模式。男性各年龄段分化程度高于女性更突出了男性的家庭地位。 国际视野下的对比研究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Timothy R. Pauketat介绍了大卡霍基亚地区的土制大型遗迹以及对其它早期文明的反思。土制建筑的广泛分布表明,改变大卡霍基亚区域及其属地或殖民地的地貌需要耗费成百上千的工时;在城市建造初期人力的投入最多,这可能表明了对宗教运动的热忱激发了人们建造城市的意愿;许多建筑本身并不是纪念碑,而是连接人与神、人与宇宙的神圣通道。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Susan M. Alt探讨了一个卡霍基亚宗教性遗址--翡翠城(The Emerald Acropolis)的宗教和居住建筑。翡翠城曾被精细建造,历经多次修缮,囊括了该地区所知的诸多不同形制的仪式建筑和公共建筑。作为古代交通道路上的一个节点,他融合了卡霍基亚朝圣者和印第安城市的新宗教体系,成为可以与风、水、天等神灵沟通并对其下达命令的专业宗教人士居住的地方。考虑到翡翠城的测年结果以及由建筑和宗教遗存展示的曾在此进行的活动,我们可以得知正是宗教成就了卡霍基亚的繁荣和密西西比文明。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Isabelle C. Druc以古代秘鲁为例阐述了陶胎的矿物学研究在理解交流、生产和产地中的优势。秘鲁形成期(Formative Period,约公元前1200年-公元200年)的陶器生产和交换对理解古代工艺技术和社会经济提供有力的佐证。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李玉洁女士对比研究了陶寺与哈拉巴的古城文明。她认为陶寺文明与哈拉巴古城文明在政治建构、建筑格局和方式、社会经济等方面都各有特色。 考古和释古 山东大学孟祥才先生介绍“五帝年代考证与当今断代工程”。他认为从文献记载中梳理清楚五帝的具体年代,推算出夏王朝的诞生之年,再与夏商周断代工程确立的夏王朝始年对应和比较,当是比较科学的方法。 南京博物院张敏先生阐述了龙山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历史渊源。龙山文化出现在公元前2500-2000年之间的五帝时代末期,儒家文化出现在公元前500-300之间的春秋战国时期,两者的年代有着千年之差,但齐鲁大地人文渊薮,诞生于此的儒家文化必然有其特有的文化根基和文化渊源。追本溯源,诞生于海岱地区的龙山文化正是孕育滋生儒家文化的文化土壤。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是“仁”与“礼”,而早在龙山文化时期,已将“仁”与“礼”发挥得淋漓尽致。 济南大学党明德先生介绍了“龙山文化的发掘与济南故城的西迁”。他认为龙山文化的发掘厘清了济南建城史上的问题。济南故城最早是东平陵城,两汉时期繁盛,西晋西迁至到历下,发展为封建堡垒城市。1904年自行开埠,走上近代化发展道路。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常兴照先生阐释了龙山文化和后羿射日的关系。通过对文献传说的分析,他认为后羿的征杀擒射,与龙山文化的繁衍兴衰、东进西渐密切相关。 上海大学历史系宁镇疆先生通过龙山时代的斧钺制度探讨中国早期国家的演进形式。龙山时代陪葬斧钺有明显的集中性和高等级性,这与“王”字的取义密合;龙山时代不同文化对最高首领的称呼的一致性和龙山时代“万邦”或“邦国”相符。 菏泽市历史与考古研究所潘建荣先生认为菏泽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他通过历史文献记载及菏泽境内发现的北辛、大汶口、龙山、岳石等文化的考古遗址,验证了三皇、五帝、先商与菏泽的关系,进而推断菏泽是中华文化奠基、开创时期的发祥地。

2010年城子崖遗址被列入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通过全区域覆盖式调查以及重新揭开30年代发掘的纵中沟探沟,有了较为重要的新收获。为及时向学界公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子课题的新进展,推动对我国史前城址,聚落社会,早期文明起源、形成研究的深入,由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组、山东省文物局主办,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承办的“早期城址:聚落与社会——区域政体的形成”学术研讨会于2014年10月31日~11月1日在山东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以及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山东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国科技大学、郑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山东省考古工作者以及中国考古网、中国文物报记者等近百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北京大学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赵辉、山东省文物局局长谢治秀、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学海出席了开幕式。开幕式由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郑同修主持,谢治秀局长、王巍所长、赵辉教授先后致辞。谢治秀局长在致辞中欢迎各位专家学者的到来,言明城子崖遗址的再发掘,同时也是对大遗址保护的探索,同时提及山东省为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即将实施的文化片区规划等举措。王巍所长回顾了山东地区史前考古发展的历史,认为山东城子崖遗址与河南仰韶遗址的发现共同构成了中国考古的发端,城子崖两段城墙是中国最早发现的史前城址,为探讨史前文化提供了难得的资料;山东地区展开的聚落考古研究、区域性考古调查、多学科综合研究等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随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学海研究员做主题报告:《城子崖文化小区文明探源的几个问题》。张学海研究员是参加城子崖发掘的第一代人,他介绍了当年参加发掘的收获,并提出建议加强研究的方向:1. 城子崖聚落群的产生、演变、发展过程;2. 中心性聚落的发展变化;3. 城子崖聚落群典型中小聚落的研究;4. 城子崖中心群体墓葬的研究;5. 城子崖聚落群体社会性质的研究。 会议分两个小组对不同地区早期城址所反映的区域政体的形成过程和特点进行讨论和比较研究,会议包括三大主题:早期城址的发现与研究;以城址为中心的区域聚落与社会的考古学研究;跨区域的早期城址比较研究。 第一组演讲题目如下:王守功:《山东地区史前考古的检讨》,许宏:《从城址林立到大都无城——中原腹地早期社会整合的聚落形态观察》,张弛:《大汶口——龙山与良渚大墓墓穴葬仪空间之比较》,王吉怀:《对早期城址的思考》,朱乃诚:《丹土城址出土玉器的文化传统》,刘延常:《山东省五莲县丹土大汶口、龙山文化城址》,袁广阔:《豫北鲁西地区龙山城址特征研究》,裴安平:《“区域聚落形态”批判》,张国硕:《早期城址城郭之制分析》,王青:《博爱县西金城龙山文化城址的发现与研究》,高明奎:《鲁西南堌堆遗址的新收获:定陶十里铺北遗址的发掘》,靳桂云:《龙山文化农业与社会复杂化》,戴向明:《从龙山到二里头——中原早期国家的兴起》,孙周勇:《瓮城溯源——石峁遗址东门址与中国古代城防体系的滥觞》,方燕明:《禹州瓦店遗址龙山时期人骨和动物骨骼锶同位素测试结果的考古学观察》,张居中:《郑州商城植物遗存初步分析》。 第二组演讲题目如下:李水城:《财富积累与社会复杂化》,王永波:《寿光边线王龙山文化城址的几点认识》,方辉:《聚落考古与区域人口研究——对汉代基层社会组织与聚落人口密度的思考》,易建平:《关于国家定义的重新认识》,陈杰:《良渚遗址群的都市化特征》,王立新:《关于“龙山时代”的概念》,李铭:《龙山文化与济南古城早期文化的发展》,方向明:《阶级社会下的统一信仰——环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区域政体模式的探讨》,吴卫红:《安徽史前双城记:孙家城与垓下》,张海:《再论黄河流域的龙山时代》,王芬:《大汶口文化晚期阶段的“权贵”形成——从大型墓葬出发》,王富强:《胶东龙山文化的新收获及初步认识》,栾丰实:《试论龙山文化遗址分布的区域差异》,邓聪:《史前山东玉器一些北方的因素》,夏正楷:《城子崖地区新石器文化分布的地貌背景》,孙波:《城子崖的发掘:龙山文化向岳石文化的过渡》。 会议期间,代表们还考察了山东章丘城子崖遗址考古工地、龙山文化博物馆、山东省博物馆,同时召开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专家组、监理组工作会议。 闭幕式上山东大学栾丰实教授对研讨会从六大方面进行了学术总结:1. 龙山城址为主的新材料的研究。2. 其他新的发现。3. 从某个遗址入手,对早期城址展开综合性的研究。4. 国家起源和古代社会方面的研究。5. 环境和经济。6.其他方面。栾丰实教授还回顾了从城子崖遗址发现以来,指出山东地区考古工作正在由基础性研究转入对古代社会的综合研究,在实践中很好地运用了聚落考古、区域性调查、多学科合作研究等方法。 北京大学李伯谦教授谈及了几点感想。1. 对考古学上的基本概念还需要认真讨论,如龙山时代、国家等概念。2. 如何将国外的考古学理论中国化还需认真对待,要与中国考古学实践密切结合,在实践中深入理解。3. 山东地区考古工作在考古学文化序列、谱系建设上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随着新材料的增加,应该及时修正以往观点。4. 开展比较性研究,不仅要展开省内不同小区的比较研究,还要注意跨省的比较研究。5. 怎样运用古代文献。 会议上学者们对龙山时代及早期区域政体的形成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对研究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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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国土大国和文明古国,现有 34 个省级行政区(含省、自治区、直辖市及特别行政区),所以“省域考古”的发达成为其重要特点。“省域”是一个行政治域,而考古学作为一门有关历史与文化的科学,它既可以研究省域的历史进程,也可以探讨省域的文化进程。“历史”和“文化”进程有什么区别吗?省域的历史进程可以用现在的行政边界作为历史研究边界,但省域的文化进程却很难以现在的行政边界为文化研究的边界,除非今天的省域行政范围与历史上的文化分布边界是一致的,但事实上可以说今天中国任何一个“省”的省域边界都不是历史上的一种文化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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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考古学而言,除了“史前”这一段之外,它最独特的学术功能就是通过科学的考古出土资料研究人群和地域的文化问题,为此,省域考古学者对省域的文化研究或某种文化跨省域现象的研究成为一大责任。比如,我们一提到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就会立即想到山东省,因为这些考古学文化都是首先在山东境内发现并且以其发现所在地的小地名予以命名的。但是,任何一位考古学者也清楚,这些考古学文化的分布范围又不仅仅限于今天山东省域,比如,过去“龙山文化”的命名就曾覆盖了整个黄河中下游乃至长江下游地区,尽管后来做了修正,然而它至少说明山东龙山文化的某些文化因素会出现于更加广大的地区。至于大汶口文化也是如此,其分布范围远不止山东,安徽、河南、江苏等省域都有存在,笔者也曾在淮河岸边的安徽省固镇县小霸王城遗址中发现过典型的大汶口文化遗存。为此,以苏秉琦先生为代表的一批中国考古学家很早就提出和进行过“苏鲁豫皖”四省的跨省域相关“考古学文化”的深入讨论。由某一省域考古发现的考古学文化的跨省域现象及对该文化动态性的播迁过程的探讨,正是每一省域考古所具有的全国性意义的生动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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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考古学而言,山东省充满了精彩。这里是“龙山文化”的最初发现地,对“龙山文化”以及同一时代其他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揭示了中国最早的文明诞生时代,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遂有“龙山时代”之说,还有学者认为“龙山时代”就是司马迁《史记》中记录的“五帝时代”。考古学家在山东这块文化沃土上以“龙山文化”为时代标尺,先后又发现了早于龙山文化的大汶口文化(距今约 6500—4500 年)、北辛文化(距今约7300—6100 年)、后李文化(距今约 8500—7500 年)以及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文化;晚于龙山文化的岳石文化(距今约4000—3500 年)、考古学的齐文化、鲁文化(西周—战国时期)、西汉封国文化、东汉画像石文化以及汉以后的佛教文化、墓葬文化、陶瓷文化、海盐文化、建筑文化、运河文化、海上丝路文化、泰山封禅文化以及纷繁的城市文化等丰富遗存,揭示了这块土地上先民的文化创造性和对整个中华民族的独特贡献。考古学证明,山东地域文化至少可以追溯到万年以前,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到文明诞生时期,这里的文化连续发展,虽有不同时期的文化变迁及相关考古学文化的命名,但从“后李文化”到“龙山文化”,它们一脉相承,形成自己连续发展的文化谱系。有人说这一文化谱系是远古活动于海岱区域的古东夷族群的文化共同体 ;有人说这一文化谱系是传说史中的少昊、太昊或蚩尤族的文化证据 ;有人说这一文化谱系是后来嬴姓诸国的文化根基,等等。在中国秦汉以降的文明历程中,山东未出现过国家都城,这是非常有趣的现象,因为在它北面的河北、北京,在它西面的河南、陕西,在它南面的江苏、浙江,都曾经有过国家都城。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这里是深刻影响中国 2000 多年发展的核心文化——儒家文化的诞生地,作为孔孟儒学的摇篮,它甚至比一些历史都城都要保留着更加重要的文明地位和更加持久的文化力量。如果我们站在山东考古现场的某个探方旁神驰,我们也许会推想她为什么如此非凡 :这里毕竟中华文化根脉深厚传承有序 ;这里有内陆与海洋两种文化气质的持久碰撞 ;这里有“文圣”和“武圣”的双重基因 ;这里有如东岳泰山和万里黄河般的山水养育;这里有西周礼乐文明的正传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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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期的《大众考古》发表了一组山东省域考古的文章,如果分别从每篇内容看,也许它们是“破碎”的,然而,就在这看上去的破碎之中,我们却可以捕捉到它内在的文化时空逻辑。从史前到历史时期,从大汶口文化聚落遗址到汉代家族墓地,它们从不同角度折射了山东省域的文化光华,叙说着山东引人入胜的文化传奇,展陈着当代考古学家们对山东省域历史与文化的艰辛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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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每个省域都有她的文化创造和文化奉献,也都会分享其他省域的文化成就和文化滋养,为此,省域考古不能没有跨省域的学术视野、交流与合作,无论从历史、当代和未来而言,所有的省域文化的叠加联动才构成了中华文化的整体格局和永续辉煌。

作者贺云翱,本文为《大众考古》2018年02月刊卷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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